据了解，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能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更为突出。从2006年开始，节能减排普遍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各地都将其作为一项硬任务加以完成，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度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种发展模式存在较大隐患，既破坏了市场均衡，也浪费了资源、污染了资源，最终影响各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指标和以单位GDP能耗为代表的节能减排指标，都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取舍。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前者，总是全力以赴积极推进，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对于后者，却只是按照上级要求行事，停留在被动落实的层面。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进行分析。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共同物质基础，其所有权主体应当是全体人民，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其在市场配置中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市场交换是以互相承认双方对其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这样就保证了收获和付出的均衡，然而，如果把企业对环境的运用也看作一次与大自然交换的话，由于所有权主体的缺位，导致理应由其承担的一部分成本，反而转嫁给了社会，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整体环境的质量，损失的还是全社会的利益，这就是个人理性最后导致集体非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缺乏约束自身破坏环境行为的内在主动性。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分析范式引入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将其作为追求财政税收的理性人，据易碳家了解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的行为模式。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地方领导政绩的考核；二是完成本地区经济指标的需要。特别是考虑到五年换届的因素，各地都纷纷制定GDP、财政收入翻番的目标，为了尽早完成，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表现得不遗余力。然而，从短期来看，节能减排确实给GDP、财政收入的增长带了直接影响，因此它们在完成这一指标时，就显得没有前者那样积极主动[1]。

改革开放以来，为尽快实现经济起飞，许多地区都把重点放在了资源开发上，发展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制造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资源环境的破坏。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方面的矛盾，他们进行了选择性取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本地区纳税大户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久而久之，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绑架了地区经济增长，由于涉及政府、企业乃至更多人的既得利益，已经呈现不断固化的趋势，在短时间很难加以改变。转变发展方式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风险或阵痛，地方政府更不愿承担。这就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困境。

尽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也使本地区GDP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有些还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悲惨性增长、创造性破坏”，此外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模式有着很大的隐患和后患，如果不加以纠正，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每创造1亿美元的GDP，就要消耗12.03万吨标准煤，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4.3倍和11.5倍，甚至还是印度的1.2倍，能源利用率不及美国的1/3，日本的1/10[2]。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雾霾问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各地区产业基础不同，经济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不同，但为了完成上级下派的硬性指标，往往采取既简单又直接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域、行业之间的不平衡。比如，2011年北京万元GDP能耗仅为0.46吨标准煤，居于全国最低，而最高的宁夏是2.28吨标准煤，其间有0.82吨的差距。此外，为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数地方都是“一刀切”，强制关停一批能源消耗大的中小企业，人为打破了公平竞争，造成了行业垄断，而那些真正高耗能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因为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免于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追求单一指标的下降，在某些低能耗行业也开始了重复性建设，引发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市场机制的扭曲、价格信号的失灵，最终影响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