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过程中，表面看是政府自身行为的矛盾，背后反映的是市场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矛盾，一方面是市场机制的逐利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体制的内部压力，二者的结合处就是政府。特别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又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选择上，存在着矛盾的地方。应当讲，科斯定理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然而它又存在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和与实现相脱节的矛盾，应该加以必要的修正。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法，来纠正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以防止排污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从而使环境外部性的问题得到解决[3]。但是这种办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一来政府征税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况且这些成本都是净损失，需要由社会来承担，这无疑又一次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负担。假如税率设置得不科学，还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调，引发市场的不均衡。二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削减政府节能减排的动力，助长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因为政府作为“理性人”，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由于按照这种制度安排，企业排污量越大，交的税相应也越多，而政府作为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利益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默许企业的排污行为，甚至可能还会有意扶植这样的企业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他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观点被他的后继者归纳为科斯定理，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能够通过当事人的高效协商加以解决，从而达到了利益均衡，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所谓某些条件，主要指两点，一是财政权是明确的，二是交易成本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来讲，无论在开始时产权赋予了谁，市场交换都可以自行解决某一方侵害另一方利益的问题，并且最终结果都是均衡的、有效率的，这也就是说，和私人物品一样，拥有较大外部性资源的配置同样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过程中，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明确和规范产权，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基于这种理论的指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展了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的交易。

应当讲，与庇古税相比，科斯定理无疑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对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行为困境，更是有着积极意义。因为按照它的说法，地方政府不用直接干涉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成功做到上述两个方面，市场自然会平衡好各方利益，与此同时，地域经济也会实现快速均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