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缺乏针对可持续发展产业大规模投资的动力，资本怎样才能在中国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投资中流动起来，这是关键问题。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近日来华出席中国“十三五”规划环境与发展国际咨询会，同中外环境发展领域高层人士、专家一道向中国政府领导层提供政策建议。在京期间，阿齐姆·施泰纳就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金融”等问题，接受了《财经》专访。

阿齐姆·施泰纳：在过去的十年或者十五年之中，中国已经做出了越来越系统的努力，尽量避免经济发展以环境的退化为代价。

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多重大的环境问题，比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但是领导阶层已经从很多方面确定了优先发展的方向。比如法律层面上，最近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这些努力越来越系统化、体制化，这些都是中国最近几年要优先考虑的发展方向。

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系统的方法？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降低环境风险？当然，解决问题时总会伴随有机遇出现，比如，通过优先发展新能源，中国可能会做到能源独立；公共交通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加大人员流动性，而且还可以减少污染，减少废气排放。进一步讲，中国的工业依赖于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材料，所以提高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效率，也就能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此外，通过新能源革新，中国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今后还是要集中在末端治理，避免向河流排放污水，以及废气排放等。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环境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因此，这些领域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得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关注。

我认为，包括资源、交通、水、资源效率，还有诸如新的服务行业，不管是废物处理，还是与金融相关领域。这些政策的执行需要在比如清洁工业、清洁设施、节能建筑等方面有比较大的投资。

中国已开始从如何让经济发展为改革提供财政保障这一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当然，这不仅仅是公共财政的问题。所以，为了更好地把金融体系跟未来五年的发展联合起来，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私营企业和财政资本市场这一点就显得比较有意思了。资本怎样才能在中国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投资中流动起来，这是个关键问题。

阿齐姆·施泰纳：就我个人而言，我积蓄的一半用于投资，只投资生态可持续性的基金，我的朋友们为这种基金也贡献了一部分资金，它们运作的越来越好。

如今在资本市场，道琼斯和其他指数监控公司以及投资性基金，在可持续性产业方面的投资行为表现越来越好，但这些可持续生态投资在整个投资市场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缺乏大规模投资方面的动力，而且，我们的税务机制、补贴机制激励了错误的投资行为。这也是我们研究管控和激励框架、为金融市场提供支持的原因。

如果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中，仅仅是依靠投入旧有的、昨天的科技，而非创新的、明天的科技，他们不会感兴趣，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不会成功。从全球看，许多国家正在研发、测试一些有创新性的项目，我们应该通过降低受益税率给予其激励，并且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长期投资提供激励机制，促成其多关注投资、而非受益，让他们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得到更多的收益。

有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对可再生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700多亿美元，几乎占全球资源基础设施总投资的一半。在15年前，这样的市场根本不存在，这表明了“绿色”投资可以快速地发展。比如，清洁能源市场巨大，银行、养老金、基金等，甚至平常人都能投资。

我从媒体上看到，中国银行开始评估未来几年的绿色融资，每年的融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这些融资绝大部分不是来自公共财政，而是来自投资者和融资市场。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中国已经成为先行者，为巨大的绿色融资市场提供了升级舞台，成为绿色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

阿齐姆·施泰纳：10年前，联合国环境署开始意识到金融机构在经济的作用，同时看到金融机构与经济快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息息相关。1991年，发起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nance Initiative ）,与全球200多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基金、保险公司协调，寻求可持续性的融资渠道。最近，我们和中国人民银行合作，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的现状，让中国决策者意识意识到激励绿色融资的重要性和规模，推动绿色发展不只是通过政府融资，还要提高金融、资本市场的参与度。

我认为，中国当前发展“绿色金融”的工作中心，是让国内金融市场满足绿色融资的需求。有趣的是，中国是否能吸取教训，是否推动并实现南南合作、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具体做法？这值得关注。或许，保证金融体制的可持续性，在未来将成为G20等论坛的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