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试点的稳步发展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行市场化机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深化交易试点，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在6月17日举办的第三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碳交易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国内处副处长王庶介绍了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安排和进度。“从目前状况看，2014年、2015年完成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制度设计、队伍培养、技术能力提高等，希望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从2017年到2020年，逐步发展和完善，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大运行速度；争取到2020年以后启动‘高速运转模式’，在覆盖范围、交易产品上进一步扩充，并考虑是否与其他国际市场接轨。”

据悉，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批行业企业将由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等5个传统制造业和航空服务业构成。碳市场排放量可能涉及30至40亿吨。如果仅考虑现货，交易额预计可达12至80亿元；如果进一步考虑期货，交易额将大幅增加，活跃性也将大幅提升，交易金额将达600亿元到4000亿元。

但在千亿市场“蛋糕”面前，许多专家提醒，7省市试点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并解决。

在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中民指出，由于碳交易制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政策体系，我国自2011年底开始部署到2013年市场启动，在缺乏基础的前提下准备不够充分，大部分试点启动均较为仓促，政策设计、能力建设等基础工作不够扎实。

比如，“在碳交易试点之前，我国没有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各试点在初始阶段均面临历史数据缺乏的困境。大部分试点是通过对历史排放数据进行摸底来获取部分数据，但这些回溯的数据相对质量较差，再加上核查机构素质参差不齐，核查标准不统一，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相关政策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就容易造成碳排放总量设置过高、碳排放基准值设计不合理等。”姚中民说。

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技研究所所长王毅对2016年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更持审慎态度。“目前碳交易市场尚缺乏上位法的保障。现在仅有一个《碳排放权交易暂行管理办法》，共48条不超过5000字，怎么能够保障一个新兴市场的良性运作？”

据悉，在各试点地区中，只有深圳、北京和重庆通过了地方立法，对排放单位的约束力相对较强。其他试点地区基本以政府规章进行规制，个别试点地区如天津仅以部门文件为依据。天津处罚力度最轻，仅使用限期改正和3年不享受优惠政策。其他试点地区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罚款措施，但惩罚力度有限。

王毅认为，在碳市场管理方面，仍需出台一系列新的制度，包括碳资产管理涉及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而这些工作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推进，包括发改委、税务、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怎么样在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明确碳资产管理以及碳市场建设需要的基本制度以及落实方案，对碳交易市场建设至关重要。”

葛兴安的关注点在试点向全国碳市场过渡上。他认为，这一过程是否顺利，取决于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比如，试点阶段结余的配额是不是能转换成全国的配额继续有效，能否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怎样严格执法等。

不过，问题的出现并不能阻挡碳交易市场的逐渐成熟。就如洪继元所说，“虽然我们的运作规则、配额分配、计算的方法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就像人刚刚诞生，处于婴儿时期，需要各方面关心、支持和帮助，为这个新生事物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