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一份新报告研究了气候风险评估的复杂挑战，敦促各国政府就此采取跨领域、全方位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并将其重要性提升到最高政治级别。

评估气候风险是一项紧急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做这项工作需要对众多领域都有了解，比如全球气候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及自然生态系统对此做出的反应，也要评估当下减排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了解诸如人口被迫迁徙、全球粮食产量巨变、日益上升的暴力活动和政府失灵等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

这份名为《气候变化：一次危险评估》（下文简称《报告》）的报告于今日发布。该报告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权威解析。其作者包括英国的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美国的丹尼尔·施拉格教授（Professor Daniel Schrag）、中国的周大地教授和齐晔教授、印度的阿奴巴哈·戈什博士（Dr Arunabha Ghosh）。他们敦促各国政府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给予即时评估。

上周，戈什博士（Dr Ghosh）在印度德里指出，科学家、精算师、军官和政策分析家对于风险的定义各不相同。科学家对于预测未来气候影响持审慎态度。而精算师和军官需要对最坏情景做出规划，因此他们更关注的是极端情况。戈什博士表示，这份报告不仅考虑了最坏情况，还采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高排放轨迹的研究数据。而这些极端情况揭露出的潜在影响令人大为震惊。

走高排放路径，气温上升将不可避免。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将有可能从不够便利演变为令人无法忍受。即使将排放量削减到最低，到本世纪后半叶气温仍然会上升不止2摄氏度；中等程度的排放量则会导致2150年气温升高超过4摄氏度；如果对高排放方式继续放任不管，那么即便本世纪末气温升高不会达到7摄氏度，在下个世纪这个情况也极有可能出现。

《报告》作者从大规模移民和自然灾害角度列举了可能对人类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印度为例，花期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导致植物大面积枯萎，仅旁遮普邦小麦产量减少就将损失2000亿美元。夏季40度以上高温天气出现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多，中暑导致的死亡人数将不断攀升。今年，仅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有至少2000人因为热浪天气而丧生。

气候变化还会促使恒河和印度河流域洪水暴发的风险激增，中国的黄河流域也会面临相似问题。《报告》指出，如果继续沿用现在的高排放方式，就本世纪而言，以往黄河和印度河流域30年一遇的洪水出现频率将至少增加两倍，恒河流域的风险则会增加五倍

中国面临的风险也不小。《报告》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产量的冲击也将愈加明显。以全球谷物市场为例，数据显示中国已越发依赖粮食进口。根据中国财政部消息，2013年中国有一半的谷物、大豆和肉类都来自进口。中国农业也将面临极端天气的考验，比如华南地区的极端高温就会造成大米产量至少减少四成。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指出，每年中国因气象灾害而遭受的损失甚至相当于当年年度GDP增长额。其中，耕地流失或渔船丢失等直接经济损失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非直接经济损失，比如被迫撤离或者中断生产。

中国的分析家已经意识到，日益增多的热浪、暴雨、干旱和台风都将对农业生产、城市管理、公共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重大威胁。其中，一些人更表示，相比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欠缺必要的应对能力和基础设施，所以一旦遭受极端天气影响，所受损失将是前者的十倍之多。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中国政府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国内问题，还要考虑气候变化对中国在区域和国际领域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的影响。中国官方希望中国在全球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正与周边国家一同开展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都需要将目前和未来低碳发展的标准和目标考虑在内。

《报告》作者还尝试找出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研究显示，利比亚、约旦、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也门、埃及和伊拉克几个国家在世界9个主要小麦进口国中占据7个席位。按照人均标准计算，食物花销大概占这几个国家家庭平均收入的35%到45%。2011年，以上国家均经历了政治抗议造成的平民死亡。同样是在2011年，由于世界粮食产量危机，食物价格飙升。因此，食物价格也被认为是引发地区动荡的原因之一，在突尼斯、约旦和也门三国尤其如此。《报告》作者援引的一项研究对6份基础研究和45份冲突数据库进行了评估。其结果显示，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际层面来看，气候变化导致的暴力事件发生率正在迅速上升。

一项关于《报告》的情景分析结果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更容易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政府失灵。这些国家通常比较贫穷，面临经常性的水资源和食物供应短缺，同时社会关系紧张，政府管理能力不足。在南亚，那些经济欠发达、资源短缺、或者已经深陷动荡的国家也容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报告》指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干旱，孟加拉国的洪水和土地流失，都会使这些国家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并会导致大规模移民涌入印度。

《报告》援引印度海军中将普拉迪普·乔汉（Pradeep Chauhan）的话称， “大量的外来移民，再加上印度国内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使得本就严重的城市人口压力雪上加霜，其中一些大型沿海城市，比如加尔各答、金奈和孟买，将会在海平面上升和暴雨导致的洪水面前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内外移民不断汇聚，再加上季风气候规律愈加不明显，将会使‘红色走廊’这个横跨印度东部经济、政治的真空地带变得愈加不稳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这一地区鼓动反政府暴力活动）。”

《报告》作者建议相关政府把气候风险评估列为首要任务，从而更好地理解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发展趋势、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风险、以及气候变化在复杂的人文社会环境中产生的风险等，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规划。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的首席执行官及总编。

乔伊迪普·格普塔，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南亚总监。他的文章主题涵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污染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他是印度环境记者论坛的副主席。在由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组织的德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他凭借其在环境新闻上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12年绿色地球奖。

喻捷博士，德国伯尔基金会顾问。曾多次作为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相关国际气候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