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可以推迟到2030年以后，但代价将更为高昂
行动可以推迟到2030年以后，但代价将更为高昂，因为那将要求对排放量进行更大幅度的削减。中国能否在2020年就阻止排放量继续上升？
北京一些具有影响力、为国家发改委（解振华担任副主任）等政府部门提供建议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在评估排放量可能在何时见顶。
到9月份联合国峰会时，研究结果可能已经出炉。但研究这一课题的分析人士表示，各方对于现实的见顶日期还存在不少分歧。
“坦白地说，我们预测的结果区间很大，”中国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中心的邹骥表示，“解振华和苏伟（与解振华一同出席气候谈判的代表）三番五次问我们，哪一份数据更可靠、更合理？”
他表示，困难在于要考虑许多严峻的
问题。“人们说：‘哎，煤炭太脏了，把煤矿关掉吧。’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用电需求迅速增加，看上去也无法阻止这一势头。
“此外，煤企雇佣着1000多万人。如果我们关闭一些煤矿，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十分薄弱，失业工人应当如何安排？”
难怪在中国开展研究项目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气候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围绕
碳排放何时见顶的辩论一直问题重重。“五年前的第一项研究称，中国的排放量峰值将在2035年到来。许多中国政府官员表示‘为什么这么说？太早了。’”
中国清华大学的何建坤是气候变化问题上最为资深的顾问之一，最近他花费数月时间权衡大量未知变量，计算中国排放量可能见顶的日期。
这些变量包括：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以多大的幅度放缓；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什么样的；以及工业和
交通的效率将提高多少。
对于中国这样很少按计划运行的计划经济，估算的难度很大。
他估计，峰值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依据是中国经济年增速将逐渐降至5%左右，中国更多能源产出将来自低碳来源，以及中国能够在未来16年将单位GDP产生的污染物每年降低3.5%。
何建坤教授估算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能引发意见分歧。中国的一党制体系能否承受经济放缓至5%以下？光是讨论这个问题，就让中国的研究人员头疼。但概率加权显示，经济增速将从目前的7.4%逐渐减速。
目前存在的一个风险是：如果增长放缓过于剧烈，中国政府将试图为经济注入又一轮宽松信贷，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曾这样做过，去年夏天又再次祭出此招，尽管规模较小。
此类刺激往往意味着向国有的重工业注入大量资金，从而扰乱中国经济自然地向更成熟、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
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估算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好摘的果子”摘完之后，中国还能继续年复一年地取得等量的能效和
减排改善。
不过，何建坤近期一篇论文中有一点值得关注：它深入研究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在走过中国正经历的快速工业化之后，它们的排放量是如何见顶的。
这将触及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议的核心。“中国无疑将比以往提出更为宏伟的减排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何建坤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但他补充称，这将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包括“公平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