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宁夏气候移民的生活为您全方位解读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本文获中国环境报道 “最佳气候变化奖”。

当屋顶被七手八脚掀落的时候，马国清一家新的生活就要仓促开始了。31岁的马国清和父母妻儿生活在宁夏西吉一个叫芦子窝的村里，他们对未来的新家一无所知，只是拿到一个有地址有门牌的新房钥匙。那天是2013年12月清冷的一天，政府雇来的搬迁车队停在村口，此时距离人们得到确切搬家通知不过两天，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从宁夏南部山区向北部平原出发，留下处处是残缺旧屋的村庄。

马家的搬迁，源于宁夏一项涉及35万人的移民计划。迁出地位于中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地带，生态脆弱，干旱少雨，自然灾害频繁。

这块干涸的黄土高原，亦是中国连片扶贫区之一，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西海固，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按照规划，迁出地要实施生态修复，要求自然村或行政村整体搬迁。不能马上搬走的，也要拆掉一部分。宁夏移民局副局长郭建繁说，过去没有这个政策，出现了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两头生活的情况，给人口管理和生态修复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让人不再两头摆动不得已就要拆房子。

芦子窝的名字来自于山沟里一窝野生的芦草，它们在落了雪花一样的盐碱地里生长。芦子窝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西吉县。在西吉，干旱经年累月，初来乍到的人，直觉得嗓子眼儿都皱起来，就像裂开的黄土地。

那里有多旱？西吉气象局的统计表明，西吉年均降水量为200-650毫米，蒸发量1500-2000毫米之间，蒸发量大大高于降水量。

水是村庄的头等大事。赶驴挑水，是每家每户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除了挑水，户户都要造水窖。

因为贫瘠，年轻人急于离开，外面的人不愿来，但人口还是超载。

曾任宁夏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忠玉说，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只有130万人左右，但现在当地人口已经230万了。超载会导致更加贫困，环境更加退化。

为缓解环境压力，2011年“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启动。芦子窝被列入搬迁名单，接收他们的是500公里外、宁夏北面的村庄庙庙湖。

“中国西北干旱环境早在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就开始形成，并不是短期内造成的。”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汪一鸣说，“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干旱程度就加剧了。”

不过，如今的全球气候变化似乎使事情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根据宁夏气象局的研究，近50年那里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2℃，干旱及其它极端气候事件也比过去更频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在过去130年间升高了0.85℃。

气温上升有可能会使未来降水增加，但宁夏所处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生态脆弱，这使得气候专家林而达认为升温同时会导致蒸发增加，可能抵消甚至超过降水量增加的作用。

一项由中英瑞三国于2010年联合开展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研究显示，宁夏中南部为雨养农业，农田靠天吃饭，缺乏灌溉水，随着气候变化，一来粮食亩产呈现递减趋势，仅为30公斤左右，二来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呈不断上升趋势。

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显示，中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而这部分地区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

已80岁的马德录听长辈说，一家人于1894年从甘肃逃荒而来，是芦子窝最早的定居者。祖爷爷来的时候，就是看这里有泉，便在黄土坡上修了土窖住下来。

马德录说，人民公社时候，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把能开荒的山头都开了。“泉水原来不小，过几年就不行了，高处的没有了，又在低处挖。”

发源于宁夏月亮山南麓的葫芦河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西吉自来水公司的经理高玉杰将此归罪于过度的开发和全球气候变暖。他说，在20年以前，葫芦河岸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还在河里玩水。”

干涸的河道在一些地方成了种植西芹的农田，过去几年西芹价格看涨，这种需要大量水供养而生长的蔬菜在西吉得到了大力推广。高玉杰无奈地说：“我们研究水的人都知道发展西芹是个问题，但它又确实在农民增收上作用很大。”

脆弱的环境迫使人们利用更多的自然资源扩大生产，而这种生产又反过来导致环境愈加恶化，形成了所谓的PPE怪圈——贫困、人口、环境互为因果关系。

对此，汪一鸣说，移民，就是让自然资源的承载量逐渐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迁移不代表退缩，人与自然之间，需要这样的妥协。

在西吉那些已经搬出了一年以上的地方，苜蓿和不知名的野草已经在暖暖的空气里露芽。

但移民新生活却并不如人意，处处充满着焦虑，他们需要面对住房面积、户口、养殖畜牧、工作、收入来源等种种问题。

就是否应该搬迁，留守的中老年人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北方民族大学教授范建荣对“十二五”移民的研究发现，中老年搬迁意愿并不强烈，有的是因为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而有的则是因为“故乡情结”。

马国清的叔叔、45岁的马存子是主张留下的人之一。尽管政府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但马存子仍没有放弃留守的念头。春播一到，他拎着土豆和小麦种子又上地里去了。

马国清的新家在庙庙湖七区，母亲马翠芳搬来了几个月，却因为不识字也不认得几个邻居，轻易不敢离开村子，父亲马炳武总惦念着原来家里的牛和农田，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新家他变成了“没用的人”。

马炳武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菜市场转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回来闷声地说，“这里的菜比我们西吉贵着呢！土豆家里5毛，这里一块（每公斤）！”

年纪大的人高兴不起来，年纪轻的人也在担忧自己的未来。临近入春招工的季节，这种焦虑像传染病一样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村支书的家里挤满了人，都是来打听招工信息和反映各种困难的。“政府把我们搬过来了，可现在我们就觉得像一盘散棋，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冒出这样一句话，引起人附和。

“一方面是招工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很多移民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平罗县劳动就业服务局的王兴龙说。

在学术界，政府采取切断移民与原居住地联系的”断根“方式引发了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孟慧新在考察了气候移民案例后说，如果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