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15+1城市环境绩效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城市良好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应包括3方面内容，即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较低的生态环境压力及可控的环境风险。

总体看来，人均GDP高的城市，其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得分较低，这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调发展。

《报告》显示，长三角各城市间生态环境质量存在差异，舟山、镇江、扬州、泰州、台州等城市环境质量较好，历年均位于生态环境质量排名前10位，并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

参与《报告》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程进博士认为，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环境绩效指数较高的城市，其环境质量指数表现情况并不理想，原因在于上述城市长期高强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引起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随着城市发展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提升，这些城市在环保投入和发展转型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强，城市环境质量开始有所改善，但对已经受损的生态环境来说，修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表现出城市环境质量与环境绩效尚未同步发展。

鉴于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程进建议：长三角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要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同时，环保工作的重点应该由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转移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通过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环境质量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环境管理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协调同步提升。

《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得分越高的城市其生态环境压力越小。舟山、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湖州、绍兴等城市环境压力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且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环境压力相对较大。

长三角各城市均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压力，环境压力是长三角各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程进指出，特别是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城市化扩张均带来不小的环境压力。他认为，面对有限的城市环境容量，如何减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的环境压力，是各个城市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程进认为，首要任务是协调好环境容量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将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根据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来约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他表示。

《报告》显示，城市发展与环境风险并行，长三角的上海、南京、宁波、杭州、扬州、舟山等城市环境风险可控指数较高，其中上海、南京、宁波和杭州等市环境风险指数高于16市水平，其人均GDP也高于区域平均水平。

长三角各城市环境风险管理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上海、南京、宁波、杭州等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环境风险管理水平远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一些规模小的城市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相对较弱。程进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环境风险管理的经济基础较好，通过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城市面临的潜在环境风险隐患相对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