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在目前的体制下，要真正让中国的国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非常非常难”，因为央企主要领导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这就“让游戏不太好玩儿了，就没办法市场化了”。

陈志武说，即使不由中组部任命，央企领导要是让国企资产出现亏损，也可能因为犯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坐牢，这些刑法条款让原本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企业不敢市场化。他因此得出结论，“淡马锡模式”目前在中国体制下的可复制性是“非常非常低”。

中国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上个世纪90年代曾参与国企改革的工作。他呼应说，当年他曾经考察过淡马锡模式，“它最核心的是市场化运作，尽管是国有的，但是它是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都是按市场化进行。

邵秉仁提出，国企的问题是，用人机制非市场化，管理层全是政府任命的，“谁任命它要对谁负责，它就不会对真正对全民资产和人民负责，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他痛批，“央企没一家干净的！只有从防腐败入手，打破既得利益樊篱，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淡马锡模式改革”，强调国企若不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没法搞”。

顾清扬说，“淡马锡模式”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因此在学习借鉴时应深入了解其背后运作的机理和原则，而不能照搬表面做法。他认为，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是最终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靠力量，国有资本仅仅是中间的过渡阶段。

“国有企业的行为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利益最大化。当市场失灵时国有企业要毫不含糊地进入私人企业难进入的市场，当市场完善时，也要毫不含糊地退出。”在顾清扬看来，淡马锡正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完成了两次所谓的“国退民进”，同时也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综合新华网、曾祥展《你真的了解淡马锡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