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部分发达国家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经验，可以对碳排放峰值随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做进一步验证和分析。发达国家已率先完成了城镇化进程，而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发展进程之中，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为中国城镇化发展以及碳排放峰值的实现提供一些借鉴。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早，但发展较为缓慢。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国农村的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地区迁移。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大量的新兴城镇纷纷出现，英国的城镇数量与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由相关活动引致的碳排放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在新的城市和工业聚集点兴起的场所一般是半城市地区或是没有在传统的主导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小城镇，它们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城市形态越来越明显，城市功能也不断得到完善，并最终发展成为超越传统城市的工业重镇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工业化早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工业的发展主要以碳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段时期也是英国的碳排放强度增长较快的阶段。按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计算，英国在1851年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了54%，初步实现了城镇化。

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农村小作坊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工业集聚现象日益明显，英国的城镇化进程被快速推进。在这之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的城镇化水平增长到70%多，基本上实现了高度的城镇化，并形成了一大批城市群。而此时英国的碳排放强度也达到峰值，碳排放随着城镇化完成了S1阶段的发展，后期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主要由经济增长推动。在实现高度城镇化以后，英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逐渐由城镇人口的增长转向城镇人口和布局的优化。由于科技进步的抑制作用以及人口总量趋于稳定，在其城镇化率达到85%左右时，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总量几乎同时实现了排放峰值），碳排放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演变由四个阶段变为三个阶段。在这之后，英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带来碳排放的增长，城镇化、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步实现剥离或脱钩。

图3 英国的碳排放峰值与城镇化

作者简介：陈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环境治理、气候变化、能源与经济发展政策等。刘利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环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全球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张莹，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研究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模型研究、数量经济学、低碳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学等。

日本的城镇化从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缓慢发展，随着日本逐渐由传统的农业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逐步开始推进，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使得一些新兴城市发展壮大起来。但受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影响，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工业发展失衡，城镇化进程受阻，甚至出现了城镇人口的下降。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复苏，城镇化进程也逐渐恢复，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出现了所谓膨胀性的城镇化。1950年，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仅为37.5%，然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增至90.54%。我们对日本城镇化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该阶段。由于大城市圈产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日本的城镇化发展已经不是单一城市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群体，以大城市为中心，包括郊区、卫星城及其腹地在内的大都市圈。该阶段日本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碳排放强度达到峰值以前的S1阶段（见图4）。在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以前，正是城市开展基础工程、公共设施建设的阶段，高耗能与高排放是难以避免的。在日本的城镇化率从1914年的17%左右发展到1970年71%的过程中，其碳排放强度一直在一定的区间波动。1970年以后，日本的碳排放强度开始稳定下降，其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总量增长放缓。由于此时日本的人口总量也已经趋于稳定，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随城镇化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并在城镇化率达到87%左右时开始同时下降，实现了S2与S3阶段的同步完成。日本后期城镇化的发展更侧重于城镇空间布局的优化与调整，碳排放与城镇化的发展逐渐相分离。

美国不同于一些传统发达国家，它的城镇化发展受外来移民等方面因素影响很大。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外来移民的涌入，美国农村地区的人群开始向城镇迁移，城镇人口规模开始快速增长。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内燃机等新技术更加刺激了美国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美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在1900年之后50年的时间里，美国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尤其是在1920年以后，遍布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和快速发展的石油产业使汽车取代了其他运输工具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工商产业进一步向城镇集聚，中心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发电机、电动机等新技术的带动下，电力逐渐代替蒸汽，成为主要的能源和动力来源，美国的碳排放强度在1917年、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时实现了峰值，完成了S1阶段的发展（见图5）。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该段时期美国的碳排放是与其经济、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图4 日本的碳排放峰值与城镇化

1950年以后，美国的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经济社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对城镇的人口与空间结构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之后近5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城镇化率只有近10%的增长，其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这一时期美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表现为大都市化和城镇人口的郊区化。美国郊区人口从1950年的402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4亿人，同期美国郊区人口的比重由26.7%增长到49.8%，这一时期美国城镇人口的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美国的城镇向郊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布局，但也造成了土地的粗放利用，使得城市过度蔓延。为了满足郊区居民的生活需求，美国实行了分户供电、供水，独立取暖等制度，相对于集中供热、供水来说，这些举措造成了更多的能源浪费。因此S1阶段以后，美国的城镇化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时，其人均碳排放才实现峰值，完成了S2阶段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城市郊区的发展，相关的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也紧随其后，尽管其碳排放强度在不断下降，人口总量也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其碳排放总量在人均碳排放实现峰值以后，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增长。在美国的城镇化率发展到81%时，其碳排放总量有一定程度的回落。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美国的碳排放已经跨越了S3阶段，实现了碳排放的峰值，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图5 美国的碳排放峰值与城镇化

从三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依然是遵循倒U形演变规律的，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先是逐渐增强，到达一定阶段后开始减弱，直至二者相脱离。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峰值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依次出现并有着一定的演变规律，各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任何国家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仍然应该以此为依据，认清各自所处的阶段，汲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发展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尽早实现各自的碳排放峰值，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