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时候，一个似乎不加思索就被轻易接受的认识误区是，服务业将会在调整和转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部门。这个误区同普遍缺乏对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有关，也同官方统计一向以来对服务业GDP增长率的高估相关。

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当制造业接近成熟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就开始逐渐转向服务业。其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于后者的技术性质，特别是其中那些不直接同物质产品生产相关的服务行业的性质 ，决定了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缓慢。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自然慢下来。文献中可以找到的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研究表明，整个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5%至2%，如1948-1989年期间的美国和1973-1990年期间的OECD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而同一时期美国“非物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OECD国家更低，只有0.3%(见Wu, 　2014b)。

中国改革之前的情况和国际经验是一致的，但改革之后的情况是极为反常的。根据官方的服务业就业和GDP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53-1977年期间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率为0.3%，基本正常。但是在1978-1995年期间这个指标竟然高达4.3%。而这个速度后来越来越快得离谱。麦迪森可能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他认为“非物质服务业”的价格上升可能被严重地低估了。而这种价格上升通常是伴随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结果。他因此建议根据SNA原则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假定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直接采用“非物质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估计该部门的GDP增长率(Maddison, 1998)。

最近，我对中韩两国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做了更细致的研究。我首先重建了中国分部门的就业数据，然后以1990年价格PPP调整后的人均GDP水平，将两国经济发展阶段控制在同一水平上，即以PPP$2000始，再以PPP$8000终，这大致相当于韩国的1970-1990年和中国的1993-2012年(应该是2013年，但当时还没有数据)。我发现韩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在这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基本为零(具体测算结果为-0.1%)，而中国难以置信地高达6.2%(Wu, 2014b)。有关韩国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麦迪森关于“非物质服务业”的“零劳动生产率增长假说”，也支持了对中国“非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进行重新估计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