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将我对工业部门和“非物质服务业”部门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同官方对农业(参考麦迪森方法微调)、建筑业还有“物质服务业”GDP增长率的估计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重建中国经济总量GDP指数，进而由此计算出中国经济每年的实际增长率。图三显示了这个结果，并且将它和官方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

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来说，我对总量GDP增长率的重新估计为4.3%，仅仅比官方估计的4.4%下降了0.1个百分点。根据我对这个时期工业增长的重新估计(图二 (A))，再考虑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这种近似性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可以观察到，在多数情况下，我对增长下滑(如1954、1966)和经济衰退(如1961、1976)程度的估计要比官方估计的严重。再看整个改革时期(1978-2014)，我对总量GDP增长率的估计为7.2%，比官方估计的9.7%降低了2.5个百分点。如果排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时期，我的结果是7.4%，而官方的结果是9.9%。这两个不同时间覆盖结果的平均值非常接近，而两种估计结果之间的差值完全一样，都是2.5个百分点。表一报告了改革后不同时期两种估计的结果，同时也把它们之间的差值加以分解。方法是把因调整工业GDP产生的差值对总量GDP的影响视为“产出虚报”因素，再在这个基础上把因调整“非物质服务业”GDP产生的差值对总量GDP的影响视为“价格低估”因素。

图三：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 1952-2014

资料来源：作者在Wu (2014a) 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将结果延伸至2014年。

表一显示，同改革初期(1978-1985)相比较，“产出虚报”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大致上升了一倍(2.5-2.6和1.3个百分点相比)，这正是地方政府增长竞争不断加强的时期。因为后WTO时期(2001-2008)经济增长最快，同时“产出虚报”也大大降低了(0.5)。后危机时期的情况和以往不是完全可比，而且具有方向相反的因素：一方面，经济的大幅度减速会提供更大的“产出虚报”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经济会以较低速度增长的“新常态”提法的接受，并且要求地方政府放弃一味追求增长的GDP主义，说明增长的政治压力在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高报增长率的动机。不过，从我们的结果上看，产出虚报仍然很严重。

我们还可以大致估计官方价格统计中可能的误差。其他因素不变，低估价格变化就相当于高估实际增长率。在改革初期价格制度还没有大的触动之前，“价格低估”情况并不严重(0.4个百分点)。最严重的是和全面工业改革一起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基本上在我们1985-1991年的分期内)，达到了1.0个百分点。从1991年至2001年的情况肯定和随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长达数年之久的通缩有关。以后，从2000年代起，对服务业通货膨胀的低估保持在每年0.8个百分点上，这实际上同公众，还有很多研究者的感觉是大致吻合的。

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中国经济每年大致增长7.5%这个结果吗？这听起来显然不像10%那么让人振奋，但可能却是挤掉水分后实在的增长速度。有人会问：水分是不是挤多了？很难说。但也很难排除相反的问题，那就是水分是不是挤得还不够？正如一些意见认为建筑业和“物质服务业”的高估问题也很大，我们不应该完全接受官方统计。在提出更好的方法、数据并得出新的估计之前，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

所有的估计都会存在误差，一个妥协的方法是假定我的估计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同时假定官方估计是“上限”，那么结果就是二者的平均数(8.8%)。然而，这样做没有什么根据。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做法是比较东亚经验。问题是如何比较？有一点很清楚，因为各经济体所处时间不同，技术条件和与此相关的资源约束因而也不同，所以没有绝对可比性。但是仍然存在相对可比性。这样做，首先需要控制经济发展阶段。我的方法是把东亚各经济体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控制在以1990年价格PPP计算的$2000至$8000区间。这相当于中国的1992/93-2013年期间，也相当于日本的1950-1968/69年期间，韩国的1969-1989年期间 ，台湾的1967-1986/87年期间。我们看到，各经济体几乎都用了大致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2000至$8000的人均收入增长，其中日台略快，中韩略慢。再有，我们应该排除“人口红利”的影响，即应该比较人均而不是总量GDP增长率。最后，还需要考虑外部条件的影响。日本在这个阶段没有受到任何造成衰退或接近衰退的大冲击，但其他经济体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可以将冲击年份用临近年份的平均值代替以消除冲击的影响，提高可比性。这样比较的结果是，对各自相应时期而言，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7.6%，相比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是8.2%，7.6%和7.2%。可见，即使按照严格挤出水分后的重新估计，中国并没有落后，但也不是个例外。

在本文结束时想说的是，我们探索官方GDP估计中的问题，试图根据官方统计中所提供的其他信息重新估计GDP增长率，绝不是国民经济统计上的兴趣。我和麦迪森先生都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经济增长研究的需要。我们的探索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常识。GDP测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而且也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很多重要总量分析，如生产、收入、支出等的重要实证基础。并不是夸张，现在如果离开了GDP，我们连宏观经济学上争论的概念基础也没有了。GDP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对生产率的研究，以及国际经济比较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GDP增长率是错的，那么整个国民经济账户各个部分的关系就会出问题。这样，不仅对要素投入的测算可能是错的，对单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也可能是错的。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考察投入的产出效率，考察投入对技术进步乃至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人会说GDP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寻找更恰当的概念。我们不反对，但这不应该和探索官方统计数据问题，和改进GDP的估计混淆起来。

我在数据问题的讨论中强调了制度因素的影响，认为政府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既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也是数据问题的根源。不错，我们看到“地方经济分权-中央政治集权”的增长模式解决了增长问题，但是也看到它无法解决效率问题。经济学告诉我们，追求效率同追求创新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果不想触动制度问题，如我们正在看到的，不仅增长难以持续，真正的创新也不会出现。在政治目标压力下，增长的数据会扭曲，难道创新的数据不会扭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