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于：在思想观念层面，进一步提高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在政策层面，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变革财税制度，完善产权制度，激励节约型社会建设；在企业层面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让经济与环境由仇家变亲家；在社会层面，激励各利益主体共同行动。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观念的大变革，是一场攻坚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贫穷问题更重要。贫穷问题可以解决，只是迟早而已。如珠江三角洲被极端污染了，城市就变成死城，后代无法生存；水源地被污染了，500年以后也难以修复，更不说修复成本。

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应该提高到当年对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那样的高度，用同样的力度，强力推进整体性变革，包括观念、制度安排、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变。

制定更加理性的财政、税收、投资、价格、外贸等政策，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激励政策和约束机制。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支持。通过价格杠杆，促进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的开展。通过财税制度的合理安排，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目前全国普遍存在以县域为单位，不惜代价争上工业，提高本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现象。各地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水源保护区，与我国现有的不合理的财税制度有极大关系。

2005年广东最重要的爆炸性新闻之一是兴宁煤矿矿难事件。但现实中远何止兴宁煤矿。问题的核心根源在于暴利。暴利的根源在于资源产权体制不完善，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发挥。矿产品的不完全成本，激发“煤老板”谋取暴利。无偿或低价占有国有矿业权，容易带来资源的浪费、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据测算，中国共生、伴生矿的利用率只有20％左右，矿产总回收率只有30％，乡镇煤矿煤炭资源回采率仅为10％，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

水权也是这样。为什么目前水源地保护推行这么困难，阻力这么大。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水权、排污权的具体归属和权益问题，或名誉上说是国有的，但常给部分人空用了。现在的企业只要取得了开采权，造成了污染就也可以不用怎么管了，形成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和私人成本的社会化。这一套机制是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机制。只有实现资源较合理的有偿使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对资源的破坏式开采或过度开采。

清洁生产充分体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理念。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坚持不懈地应用综合性、预防性的环境策略，以增加生态效率，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对于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水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从源头到全过程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和毒性。对于产品，致力于减少产品在其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安全和健康等的不利的影响。国家出台有《清洁生产促进法》，但对大部分企业没有强制性。广东现有清洁生产企业占规模企业的比例太少。

在循环经济领域，日本、德国做得很好。它们成功的都是从废物经济开始。废物经济涉及废品的流通——逆向物流。如果政府来做它，管理成本太高。但可以出台一些鼓励政策，让它产业化，提高实际效果。

谁来推进可持续发展事业？政府？企业？NGO？媒体？精英？公民？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主要是靠政府推动，国民参与一直显得被动，甚至觉得可持续发展离自己太远，出不上力。

推荐国民去看电影《后天》。影片场景震撼得让人恐惧。虽然虚构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但影片讨论的是全球变暖，让人感觉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在我们身边。

北京“地球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是NGO的独特作用。可持续发展要求面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些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主要使命。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于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公共需求。如果说市场是第一次分配，主要侧重功利和效率；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产品属于第二次分配，主要侧重平等以补救市场失灵。那么，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后，怎么办？那就只能进行第三次分配，让它填补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死角。NGO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此外，一部分事情完全靠政府，管理成本往往太高，企业又太功利，靠社会力量或NGO提供的个性化、竞争性的公共产品，是一种好的选择。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企业、NGO、媒体、精英、公民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