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在全国GDP总量、财税收、外贸进出口总额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的发展路径是，以投资翻7.5番，能源消费翻3番多，环境污染与经济同步翻番的代价，支撑GDP翻了4.5番，人均GDP翻了3.9番。目前人地矛盾突出，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1.29%。根据预测，2010年、2020年广东人口占全国比重将由目前的6.8%增加到7.4%和7.9％，人均耕地面积将由2002年的0.036ha/人减少到2010年的0.028ha/人和2020年的0.020ha/人，远远低于0.045ha/人的国际警戒线水平。2004年，全省酸雨频率达54.5%，有17%的江段水质劣于V类，珠江三角洲网河区大部分中小河涌水质污染现象较为普遍，深圳东莞小河流水质均劣于5类标准,基本失去使用功能。2005年6月14日，广东省用电最高负荷已达到4080万kW。以“三高”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为特征的产业粗放型发展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未来的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明显加强，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关键是如何突破现有发展模式。

水少、水脏是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广东的大发展，特别是工业，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环境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一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区内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逐渐被迫转移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时由于受到多种激励因素的影响，工业逐步往山区、往水系上游地区转移，进而加剧了水源地和水质保护的难度。东江流域是比较典型的地区之一。若干年后，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能会面临在其自身区域内的水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却遭遇外围地区水环境恶化同等的危害。此外，由于广东市场意识浓郁，但政府规划管理执行不严，广东境内许多水库区被开发为旅游景区，甚至被卖给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这些都给上游和饮用水源地保护带来极大威胁。

突破现有发展模式，建设资约节约、环境友好社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决杜绝“先发展（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的经验非常值得一提。它的发展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有启示意义。它位于东莞市中部，地处珠江三角洲穗、莞、深、港经济走廊的中段。它的创建源于东莞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东莞市把它定位为“东莞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载体，东莞产业结构升级的龙头，东莞产业支援服务业中心”。但它的建设和发展比较好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如下特点：（1）深刻反思了珠三角洲20多年来的“先发展（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充分认识到“先规划，后建设”的重要性和环境的巨大价值，避免了建设的随意性，发挥营造大环境对地方发展的积极贡献；（2）在规划和建设中，体现了满足需要，以人文本的理念，合理设计城市功能区，倡导绿色概念的生态城市生活方式，实现松山湖新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该园区成为美好家园和创业者的乐土；（3）坚持资源环境一体化理念。松山湖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强调“着眼大区域，营造大环境”，不以牺牲土地资源、生态资源为代价；（3）着眼于未来更好,大力发展生态产业。  

松山湖发展模式改变了过去人们对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看法。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模式。

此外，全社会要实施主动引导发展的环境战略：基于环境禀赋引导区域（城市）发展布局；基于环境条件与社会进步持续引导区域（城市）产业结构；以社会和谐为目标引导居民生活方式；响应区域（城市）发展目标，切实提升环境承载率。

建设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实验区的建设，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验工作的可以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二、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城镇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从全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取得的成效看，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提高，昔日在外延型发展中“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现象大为减少；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当有些地区还在继续走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效率”的道路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已经通过“清洁生产工艺”、“生态农业链”、“洁净能源开发与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城市建设”、“光缆资源共享”、“生态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小排放社区”等形式。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工作原则包括政府组织，专家指导，公众参与，社会兴办。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广东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分量，建设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意义不言而喻。有专家提出实施以“生态化”建设为突破口的河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河口”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内容包括：面向生态功能的土地开发策略；绿色通道建设；人居环境建设；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严格各项排污制度，增强纳潮排污能力；优化河口水生生态环境，建立河口生态自然保护区；引导人口合理布局，控制人口向河口区过度集中等。生态河口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含了生态产业、生态安全、生态景观、生态文化等。建设生态河口，一方面为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撑，另一方面，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珠江流域的和谐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将来能喝什么？有什么机制来保护？

首先要对问题的根源有清晰的了解。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工业发达地区，水紧缺和水污染等水资源问题存在加剧的趋势。从表面上看，水紧缺和水污染问题的加剧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原因直接造成的，但从深层次剖析，不当的水权水价制度是导致水紧缺和水污染问题加剧的内在原因。水污染异地性现象（水污染源产生地区与水污染危害地区不重合的现象）的极大危害性和水资源管理体制建设滞后，进一步使区域间水事利益冲突日显突出。

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随着水资源稀缺性的凸现，水权水价制度，乃至排污权交易制度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西江、东江和北江中上流地区自然流入和人工调入的客水是支撑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繁荣的生命之水，要维护好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繁荣的生命之水，依赖于西江、东江和北江中上流地区大力开展涵养水源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有效限制导致水污染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改进和加强区域水事利益的协调，高度重视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客水输入地区涵养水源的补偿机制，以及客水长效安全输入保障体制，对于解决该地区的长远水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江上游河源市，拥有新丰江水库和枫树坝水库等大型水库，以及近80万公顷的省级和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担负着保障东江水源和水质的重任，生态环境整体良好，但经济实力弱，与下游形成鲜明反差。所以，当提出大上工业的决策，尽管这对全省决不是一个好选择。2005年尾发生的吉化对松花江苯污染、韶关冶炼厂对北江镉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警钟。污染企业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隐患非常大：即使每个项目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许多工业园区或项目聚集在一起，还是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应该说，广东省政府在上下游补偿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对水源区生态公益林进行补偿。但区内群众反映补偿标准太低，流域外部分群众认为补偿中包含他们纳税的钱，不合理。政府还出面主导下游地区补偿上游地区，结果上、下游都有心里不平衡，上游心态不平衡主要是群众得到的利益太少，下游心态不平衡是因为省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中间包含有对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及对上游建公益林的补助，这些通过财政转移就是对上游地区的补偿。现在官方认可的“水权”是建立在水资源国家或公众所有的基础上的水资源使用或收益的权利，即水权是一种建立在水资源国家或公众所有的基础上的他物权，但“国家所有”往往被少部分人空用。一些水管理公司，因为管理职能，把本该是地方的水权也窃为已有。真正有意义的补偿不能只在第二次分配时才考虑，应该在第一次分配时，就有充分的考虑。补偿涵义包括维护水源地生态地成本、发展机会受损的机会成本以及水从上游到下游水增益的一定比例。补偿标准应该达到水源地居民（含城镇和农村居民）与全省平均水平大致可比。

水环境承载能力集中体现在排污权的管理上，这方面政府也存在缺位。排污权的管理包括宏观控制、微观定额，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按照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做法，可以上市交易规则，以此来提高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自然水资源产权和排污权的不明晰及扭曲的价格体系，不适合现代发展的需要。现代水权和排污权制度（包括初始水权、初始排污权）的制定，应该有利于发挥水源保护区和流域上游群众保护饮用水源水质安全的积极性，使他们从水资源中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按照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做法，他们完全可以因水而生、因水而富。这种认识在水资源稀缺性越来越凸显的社会，对被划入水源保护区和生态公益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为重要。目前规定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出租、转借，排斥了应用市场手段重新配置水资源的可能。

广东要及时研究以保护水源地水质安全为目标的水权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以节水为目标的水价改革方案，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使是它们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为主，转变为后备饮用水源为主，堵住水库区库区泛被开发商业开发。

2005年12月发生的韶关冶炼厂对北江镉污染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公民的缺席。韶关冶炼厂位于广东北江上游，临江而建，主业是冶炼铅锌矿，废水中含有镉等多种毒重金属。经工厂排放的含镉废水进入河床，灌溉稻田，被植株吸收并在稻米中积累，若长期食用含镉的大米，或饮用含镉的污水，容易造成“骨疼病”。作为广东重要的大型企业，居然违法超标排放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使下游韶关、清远、英德三个城市的饮用水受到直接威胁，部分城市自来水供应停止。

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应该成为是一种制度化的价值观，企业公民是多方利益制衡下的价值观体现。但目前广东，乃至全国普遍缺失企业公民。一是由于纯粹挣钱（原始积累时期）——追求规模（资源整合时期）——企业公民是经济体中的企业成员由低阶段向高阶段的过程。二是社会现状并没有为企业公民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土壤。目前在很多弱势群体缺乏代言人以及NGO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企业要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企业和国际化的企业公民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如何管理可持续发展（很多层面与企业公民重合）的责任。这方面，要引导，要向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学习。

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化工、医药等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业巨头，都把“企业公民”作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并积极实践。这是跨国公司与NGO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博弈后形成的，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股市，并通过股价的涨跌调控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壳牌公司在惠州投资准备的时间之长令许多中国人难以想象。在正式建设前这么长的时间里，壳牌公司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出该项目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对健康影响的评估（预测有害物和未来的商业活动将给当地社会老百姓的健康带来什么好的和不好的影响），并控制这方面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怎么去补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不仅仅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各地做所有的投资活动之前，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与可持续发展或环境问题联系起来。

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发展方式的大调整，是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方向，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相信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的经验，需要中国提高GDP的质量。所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此文系广东省政协常委、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周永章教授作为中山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家组成员，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全体师生的宣讲稿，后收录于《抓机遇强特色科学发展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山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人民出版社，2010，16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