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培养公民环境意识。当前公众环境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呼吁环境问题的早日解决，但具体到个体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仍然存在。我们想知道，我国公众环境意识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环境权利与义务是怎样的关系？环境义务的边界是什么？怎样推动环境义务履行？

图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崔建霞

崔建霞，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多年从事环境哲学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正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公民环境教育新论》。讲授哲学、美学、伦理学，主讲课程《哲学思维与美善人生》入选北京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享联盟。

对话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崔建霞

采访人：本报记者黄婷婷

中国环境报：现在公众的环境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希望环境问题能早日解决。但一些邻避项目建设时很多人都会说别建在我家后院，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仍然存在。怎样解释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公众善于强调环境权利而怠于履行环境义务？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和行为处于什么阶段？

崔建霞：当前我国公众仍处于主张环境权利的阶段，公众越来越有环境权利意识，但对环境义务还没有建立起深刻认知。从整个世界来看，这也是环境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20世纪可以说就是一个主张权利的世纪。西方也经历了从最开始邻避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到逐渐“不要建在所有人的后院”的环境意识扩展过程，从主张自我权利向关切他人权利过渡。目前，我国公众主要处于主张自我环境权利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每一个人都谴责环境不公正，但针对自己时，又都想让别人承担不公正，而自己享有公正。

环境保护部2013年《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等研究显示，中国公众对环境保护呈现出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 ，知行存在反差的特点。这一现状说明，公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意识到在环境保护的滚滚大潮中自己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每个人既是环保舞台的演员，是环保的主角，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同时作为观众或旁观者，也要从他人的环保行为中借鉴经验，并监督别人履行环境义务。

长期以来，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特点是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环境保护呈现自上而下的助推模式。而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先是公众发现环境问题，有了环境意识的认知，兴起了环境运动，然后推动政府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环境管理。在这种模式之下，公民环境义务意识易于在个体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强化。而我们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个体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自主性与义务感停留在等待与依赖的状态，就像孩子对家长一样，依赖性强了，实践的机会少了，孩子自身的内在作用发挥不出来，责任意识也建立不起来。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提出，推动形成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相结合的全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大格局上确定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为公众的参与实践起到引领和保驾护航的作用。社会共治模式有两个方向，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二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动员，两种力量相向而行，交汇融合成一种巨大的合力，推动环境保护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