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注定要成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随着巴黎大会临近，应对气候变化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预期和评价巴黎大会的成果以及今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将何去何从，开始成为人们广为关心和讨论的话题。分析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回顾《公约》进程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巴黎会议成果，对进一步推动和引导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应对气候变化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它涉及到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取决于决策者基于对各种因素考量之上的价值判断，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对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的演进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与其他环境问题不同，我们现在尚未遭受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预防可能产生的、未来人类将可能面临的严峻后果，以避免气候变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为保护人类远期利益的前瞻性行动，首先需要处理两大问题：首先是科学认识的确定性，其次是如何将科学结论转化为政策目标和行动。

建立起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科学基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早在100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开始认识到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可能性。1896年瑞典科学家Arrhenius提出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导致全球变暖，并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倍会引起全球温升5-6℃。单纯看结果，和现在主流模拟结果(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温升3±1.5℃)还是比较接近的，但由于当时对气候系统的认识薄弱，他的研究还只能停留在科学假说的层面上。气候系统十分复杂，是一个涉及到海洋、陆地和大气的巨型非线性系统，任何理论都很难通过实验来系统地验证。但随着人们在大气、海洋、地质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很多独立研究成果对气候变化的理论假说进行交叉验证，大大提高了气候变化研究的可信程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得益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基于计算机模型进行理论模拟和验证后，气候变化科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会科学家明确提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标志着气候变化科学性得到认可，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并提上议事日程。

虽然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容怀疑，但对于气候变化的定量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在考虑不确定性的同时利用科学结论指导决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政治和科学互动的过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者，应该保持科学的态度，相信科学但不能教条和僵化地应用科学结论，也不能因为其他利益绑架科学；对于科学工作者，在响应气候变化决策者需要的同时，也更需要保持科学研究和结论的独立性，不能成为政治进程的附属和工具。

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政治”互动关系，199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正式成立，旨在全面评估气候变化科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提供科学支撑。迄今为止，IPCC已经开展了五次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和2014年发布了权威的评估报告。提供了越来越确凿的证据证实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对应对气候变化政治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准确和精确的科学认识还将影响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不断增强的科学认识来指引。气候变化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仍将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在IPCC最新一轮的评估中，关于“科学结论政治化，政治结论伪科学化”的争论开始表面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关注。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更为有效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