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京都议定书》遭受挫折之后启动的一个新的进程。2007年底巴厘大会正式启动这一进程之前，已经经过了将近两年的酝酿期。在2005年底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一起举行的《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方在启动《京都议定书》后续承诺期目标审议的同时，同意在《公约》进程之下启动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通过研讨会的方式来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行动。显然，如果没有一个新进程，《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展。这个长期合作行动对话设定了四个主题：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适应、全面实现技术的潜力和充分发挥基于市场的潜力，但并未设定任何时间表。到2007年，除了《公约》下的谈判之外，各种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式对话也在其他场合不断举行，包括G8峰会和联合国大会。正是在联合国大会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式主题对话下，很多国家提出在年底的巴厘大会建立一个路线图，启动一个新的关于后2012年的谈判进程。

巴厘路线图是《公约》进程经过了十年酝酿之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两轨形成，关于两轨，第一层的理解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特设工作组和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双轨安排；另一层理解是巴厘行动计划下发达国家减缓承诺和发展中国家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的双轨安排。一直以来《公约》下首先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率先行动，客观的讲，应对气候变化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这一理念在巴厘路线图进程得到进一步明确。这使得当时的第一排放国美国重新回到进程中来，而双轨安排和防火墙的建立也确保发展中国家在讨论未来行动目标时有了安全保障。

巴厘路线图第二个重要成果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五大构件（building block）的确立。《公约》进程启动以来，尽管适应、资金和技术也都有提及，但减缓一直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元素。随着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适应、资金和技术的作用不断凸显，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以及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需求的问题迫在眉睫。同时共同愿景作为对《公约》最高目标的扩展和延伸，与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一起，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五大构件，《公约》原则和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丰富和延伸。

巴厘路线图进程虽成功启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判伊始就在谈判组织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消耗了大量的谈判资源才确立了5大构件的框架。巴厘路线图谈判围绕5大构件主要涉及到三个大问题：首先是区分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坚持其国家适当减缓行动和发达国家存在本质的区别，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应该建立在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则开始试图打破发展中国家的阵营，要求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进行区分。第二，是发达国家行动可比性问题，主要针对的是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美国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目标可比性。第三是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

这个阶段，协议的具体设计逐渐开始由自上而下的方式向自下而上的方式演化。尽管共同愿景的谈判中各方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最终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全球目标，即相对灵活而全面的2℃温控目标。自下而上趋势的形成还体现在各方对于法律形式的讨论上。巴厘行动计划并未明确最终成果的法律形式，因为同时涉及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长期合作行动两轨，各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较为混乱，虽然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磋商，最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这其中，澳大利亚提出的基于国家计划（National Schedule）的建议相对比较系统和完整，奠定了承诺加审评的基调。另外，美国一直力推MRV规则的建立，也起到了进一步完善承诺加审评模式的作用。

巴厘路线图进程也受益于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认可度的大幅度提升。哥本哈根会议举办之时，气候变化成为标志性的全球性议题，在政治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超过了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高的政治预期也成为哥本哈根大会失败的关键。从实质内容上讲，“哥本哈根协定”是一个反映了各方共识的文本。2℃目标、共区原则、两轨安排、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目标、绿色气候资金、技术机制、审评等内容都完整地反映在“哥本哈根协定”里，这些实际上也是“坎昆协议”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最终哥本哈根的失败并不是案文的失败，而是程序上的失败。最后的矛盾焦点不是反映在案文上，而是协商一致与大国主导之间的矛盾。以往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的都是南北之间的分歧，这是第一次出现小国集体力量与超级大国之间的角力，最终小国的集体力量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从哥本哈根会议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国际政治格局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除了固有的南北矛盾外，其他矛盾也在逐渐显现。但是显然，世界力量格局的改变还不足以引起质的改变，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角力反映了这一点。哥本哈根会议后，最终有188个国家赞成，只有5个国家表示反对。虽然哥本哈根在气候变化进程中被定义为失败的象征，但哥本哈根带来的积极意义仍不能否定。哥本哈根将气候变化带入了新的阶段，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重要的全球性议题。“哥本哈根协定”反映出来的实质内容实际上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趋势。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但正是由于“哥本哈根协定”的大国主导因素，这种失败的打击实际上远小于美国拒绝核准《京都议定书》。多边进程中大国主导作用是决定性的因素，有了大国的支持，坎昆会议及“坎昆协议”很快就以气候变化进程挽救者的身份出现。在罗列气候变化国际进程里程碑时，人们找到的可能只有“坎昆协议”而不是“哥本哈根协定”，但坎昆会议和“坎昆协议”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实质内容。“坎昆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哥本哈根协定”的重生。由此，虽然形式上尚未结束，巴厘路线图进程基本告一段落。

纵观整个巴厘路线图进程，其最大的成果在于美国重新以积极的姿态回归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采取实质性行动的积极性得到激发，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很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都被主流社会所认识，并开始开展务实的行动。当然，巴厘路线图进程的最终成果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坎昆协议所建立起来的承诺加审评的模式缺乏一个有力的法律形式，整个协议过于松散化，很难保证行动的力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因此在巴厘路线图尚未完全结束之前，新一轮的谈判进程就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