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平台进程与巴厘路线图进程有很紧密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是巴厘路线图进程的延续。尽管《京都议定书》最终并未取得成功，但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文书。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坎昆协议”不但形式上像一个中间产品，实际效果也很难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在公约网站关于坎昆协议的介绍中就明确提出“‘坎昆协议’下各方提交的承诺只能达到2℃目标的60%”。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坎昆之后，各方还就巴厘行动计划最终成果的法律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地探讨，曾寄希望于在德班能够进一步强化法律形式，但也是无果而终。

新的进程能够于2011年启动还是早于多数人的预期。因为当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还未最终确定，启动新进程所需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不够充分。大多数人认为新进程应该在巴厘行动计划和《京都议定书》两轨谈判完成之后启动，毕竟距离2020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进程在德班启动，主席国南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南非之所以如此积极的推动新进程，不单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考虑，主要原因还是从巴厘路线图进程开始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通过在气候变化上的表现可以强化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

虽然德班平台进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加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但其授权本身还是受到诸多“坎昆协议”未能解决问题的影响。其一是要在德班平台下继续讨论如何提高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特别是减缓行动的力度。其二是成果的法律形式。德班平台授权中用了三个词来描述最终成果的法律形式：议定书、法律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致同意的成果，体现了各方对法律形式的重视以及存在的分歧。由于德班平台进程启动之时，巴厘路线图进程仍处于收尾阶段，其中最为重要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还没有达成最终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的拖延极为关切，德班平台进程推进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信任。在德班平台启动后的一年中，各方主要是就如何理解德班授权展开激烈的争论。在2012年的多哈会议之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四国维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表达了坚定的立场。最终《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得以通过，公约谈判正式由两轨转入一轨，德班平台谈判开始全面展开。

和以往历次谈判进程一样，如何界定各方的承诺还是争论的根本之所在。所不同的是，在德班平台谈判伊始，发达国家就明确表示出要重写《公约》的意图。各方围绕着德班平台是否应该遵循《公约》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共区”原则。发达国家认为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动态地使用和理解《公约》原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坚持德班平台应该遵循《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德班平台的结果是加强《公约》的实施而不是重写《公约》。发达国家意图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承诺同质化，提出了“承诺光谱”的概念。认为所有承诺在性质和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目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区别，其意图是为了打破《公约》建立起来的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的区别，和巴厘路线图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防火墙。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是坚持防火墙的基本立场，继续按照《公约》规定界定各方承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小部分国家，在发达国家的鼓动之下，立场开始软化，淡化防火墙的概念。 

为了打破关于承诺原则性争论的僵局，华沙会议上提出了“预期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概念，要求各方尽快开展国内的准备工作，确定各自在新协议下的承诺目标。这一概念本意是旨在加速谈判进程，但实际上的效果和预期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关于各方承诺尚面临一些原则性分歧，各方在准备承诺目标时具有极大的灵活度，缺乏一个基本规则依据。虽然“自下而上”已经成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主导思路。但是由于“自主贡献”缺乏最为基本的界定，过度“自下而上”的模式会使得2015协议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木已成舟”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希望明确发达国家的承诺需要包括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更希望建立一个强化的审评机制，以持续地提高各方贡献的力度。虽然华沙会议普遍被看做是一个过渡性的会议，但由于“国家自主贡献”概念的提出，这次会议在整个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中的意义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的评估。

在随后的利马会议上，各方对于国家自主贡献的范围和事前审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自主贡献的范围基本仍留给缔约方自己决定，《公约》将不对提交的贡献方案进行正式的事前评审。利马会议真正成了一次过渡性会议，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是发达国家承诺对于GCF的注资超过100亿美元，保证了德班平台最终阶段的谈判向巴黎推进所需要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