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在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下，它已经上升为政治范畴，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器。从历史的逻辑看，低碳经济是“碳政治”的演进和合法化。“碳政治”发端于一套环保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环境政治，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密切相关。这场起源于欧洲的青年造反运动引发了欧洲后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等。其中，环保运动进入欧洲政治的主流。随着欧盟的建立，环境政治加速兴起，进而为欧洲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话语建构，并建立起相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其实，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局部问题。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各种生态环境变化，既可能是气候变暖问题，也可能是气候变冷或时冷时热所造成或即将造成的各种问题，更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诸如河流、湖泊、山脉、植物、动物种群、城市居住条件恶化、工业生产污染、地震或地质灾害甚至饮用水、食品等一系列关乎人类日常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能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欧洲为了推行其“世界主义”，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建构出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而只能选择“气候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

　　

       欧洲人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首先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后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来临，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不过，作为一种理念、一种话语、一种技术，要变成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或经济收益，就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因此，在科学话语建构基础上，欧盟进一步推动这套科学话语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并通过协商谈判机制来制定国际法，就导致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公约确立了解决问题采取的“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有效地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在长达四十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说不练”，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技术和金钱上的承诺。相反，却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即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国内，它们在低碳经济方面也遇到了强大既得利益的阻力，政府当局也无所作为。

       笔者认为，表面上，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实质上，它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这种物质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甚至金融革命的潜力。这种潜力的最大获利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属于那些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在碳减排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论分歧由来已久。鉴于低碳经济问题属于全球的公共经济问题，其实施却有赖于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各国主体，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理论上是无法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形成一致性原则即为佐证。笔者相信，相关的争论分歧和政治博弈未来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