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没有人反对。”当地时间12日晚，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用力敲下法槌的那一刻，坐满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谈判代表的巴黎北郊勒布尔歇会场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历经20多年的全球博弈，成功在这一刻却来得如此之快。
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就在随后迸发的欢呼、泪水、拥抱和数千名外交官间的相互致意中诞生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6年之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这份《巴黎协定》，包含了近20年间气候政治中各方力求推动的“长期目标”、“气候资金”、“行动力度”、“透明度”和“适应(行动)”等五大关键要素，是第一份全体缔约方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引发全世界关注的是，各方决定“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人为
碳排放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
正如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所说，此次《巴黎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为2020年后全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采访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勋爵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同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巴黎协定》是一个转折点，该协定为各国加速长效的低碳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机遇。”
中国低碳转型之路愈加明朗
全球气候协议达成后，解振华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巴黎协定》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
解振华表示，中方热烈祝贺《巴黎协定》获得通过，虽然协议并不完美，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前走出历史性一步。他强调，一分纲领，九分落实。协定已经谈成，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落实。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推动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解振华表示，中方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继续兑现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积极落实自主贡献，努力争取尽早达峰。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气候、能源与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对记者说，巴黎大会再次印证了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姿态越来越开放与自信，在南北方国家之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促进了不同集团阵营的互信与共识。
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巨大，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2014~2015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还是全国碳
市场启动时间表出台，以及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出资31亿美元，都是由高层领导人宣布的。
事实上，中国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正愈加明朗。在10月底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
杨富强说，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将于2017年启动的
碳市场，以及继续推进的
电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都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低碳转型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费量持续走低，同比下降明显，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或已在2014年达峰。现阶段，国内就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转型展开多种举措，有望在2020年实现煤炭消费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66%下降到57%，提早实现碳排放峰值。
创绿中心研究院研究员李莉娜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减缓和适应两条腿走路。适应
问题对中国而言也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2013年7月，发改委会同环保部、科技部、国土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组织起草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3-2020年)》，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部署，2013年底，发改委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总体来看，中国的适应工作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李莉娜认为，目前适应工作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作内容上都还比较分散，缺乏总体统筹、地方各级各部门的落地以及与其他相关工作的衔接，具体的资金、技术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都应该在不同层面发挥重要的
政策建议、科学研究和落地项目等作用。
“展望未来，气候议题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黏合性将越来越强。”杨富强说，相信在政策、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合力下，中国将能够全面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家情况的转型道路，并为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支持和帮助，树立良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