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碳金融交易起源于市场机制在应对负外部性的应用，依托于政府规制形成的碳排放的稀缺性，故碳金融交易较传统的金融行为面临更大的政策风险。同时，由于碳金融交易标的和内容的复杂性、交易额的杠杆性、交易时间的跨期性、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传统金融领域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项目风险在碳金融交易中显现出异质性。

碳排放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是市场外部性在环境维度的体现。碳交易根源于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以及不同市场主体减排成本的差异性。碳金融交易的标的物是碳排放的金融衍生产品，在传统的“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之外，还受国际排放协定、排放目标等政策法规变动的影响。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三项减排机制以来，历经了哥本哈根会议、德班会议、多哈会议等多次成员国会谈，碳金融交易政策谈判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步履维艰，关于后京都时期的排放协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与行为选择。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代表的总量控制交易体系，在减排目标、拍卖时机与额度、登记注册制度以及京都减排量抵减政策的变动，给碳金融交易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碳金融政策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究其本质，碳排放指标的交易基于政策和法律所构造的稀缺性，政策的可持续性对市场存续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二，减排认证的相关规定可能引发交易风险。减排单位是由监管部门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其进行认证。由于技术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宏观碳金融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关于认证的程序及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而减排项目的跨国属性，使其必然会受到相关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影响。

与传统金融领域的政策风险不同，碳金融交易政策风险的影响具有外生性和全局性，其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对碳金融交易项目产生根本性影响，甚至可能直接决定碳金融交易体系的存废。同时，碳金融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较高。首先，单个国家对待减排的政策不确定，如加拿大201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各国的碳减排承诺是以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的，是在权衡收益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短期内，碳金融交易将对本国能源密集型部门造成冲击，若无法及时诉诸技术创新，减排活动将会缺乏动力。其次，国际减排协定存在不确定性。虽经过多次会议，但并未就后京都时期的排放细则形成一致意见。由于碳金融交易在本质上对政策的显性依赖以及碳排放影响本身的跨区域特性，国际减排能否达成一致对现行区域性的碳金融交易市场的运行以及未来全球统一市场的建立影响深远。此外，由于碳减排政策涉及国与国、政府与企业等多方面主体间利益的权衡与博弈，其影响的广泛性提升了风险预防与控制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