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若设计合理、实施到位，既能让决策者实现碳
减排目标，又能让企业灵活选择减排方式。这种体制能驱动创新．并鼓励相关行业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环境
政策目标。
中国
碳交易7个试点地区第一年累计配额交易量(包括一级
市场和二级市场)约为12.47亿吨。七省市一共有2052家企业参与试点。
深圳最多，有635家；天津最少，仅有114家。深圳的企业参与
门槛是每年排放3000吨二氧化碳，湖北为每年消耗6万吨标准煤(相当于排放16．5万吨二氧化碳)。
目前7个试点地区的惩罚条款差别很大。在深圳，未履约企业或缴纳罚款(差额乘以前6个月市场均价的3倍)，或没收下个履约期一定数量的配额(相当于未履约差额)。而在天津。违规企业无需缴纳任何罚款，但企业可能无法享受其他政策优惠。
试点经验表明，配额的分配方法非常重要。据易碳家了解到，祖父原则是根据企业的历史数据发放配额；行业基准原则是根据同行业排放源的
碳强度发放配额。两种方法的优缺点一直存在广泛争议。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分配方法能否鼓励企业进行长期决策。何时发放配额、发放哪一年或哪几年的配额，有效期多久，配额总量是否会调整，都会影响企业是否买卖配额进行履约。
试点还暴露出重复计算的
问题。中国的
排放权交易试点项目．包括直接排放源和间接排放源。例如，发电企业(如电厂)和用电单位(如大型商业建筑)同时参与一个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时被分
配配额，互相之间可以进行配额交易。用电单位开展能效项目后，消耗配额较少，可将剩余的配额出售，这时就会出现重复计算。据易碳家了解到，同时．如果发电企业在同一交易地区，由于能效项目使得用电单位用电减少，电厂需要的配额更少，电厂就可以出售这样的盈余配额。用电单位和发电企业销售盈余配额，增加了追踪排放的难度，并且可能导致排放量和减少量的重复计算。
西方的碳交易实践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比如，决策者倾向于设置过高的上限、分配过多的配额，高估了严格的上限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且低估了配额过度供给的问题。
中国
碳市场。则可以通过引入价格底线，或设立上限调节机制解决这些问题。选择上限逐步下调的单边调整机制，更为科学谨慎，可以保证上限不会设置得过高而难以完成减排目标。而在项
目启动后，一旦在一段时间内减排超额完成，或减排成本低于预期，且能确保进一步减排，那么整个项目的排放上限就可以下调。下调机制应在项目启动之前就预先制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开。一旦实施起来不受政策干预。另一种做法是，设置价格底线，以保证碳交易的最低价格。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首先应制定一个核心目标，可以是在固定日期之前实现
碳减排。削减常规污染物的排放、转向低碳燃料、绿色供应链、创造就业这些次级目标
也很重要。但不应妨碍实现核心目标。
其次，要明确碳交易体系以准确数据为基础。确定整个项目的基线(起始点)、初始分配、参与企业获得及可以使用的配额、抵消，以及履约表现时，都要依靠准确的数据。交易体系的管理者、参与企业和服务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监测、报告与核证系统也将随之改善，必要时对项目整体和特定设施作出调整。
项目要从制定绝对排放上限开始．并保证执行。设计时要避免重复计算，上限应包含向参与企业发放的许可排放指标，以及针对新排放源(或价格波动管理)的备用指标。
要果断处理超额排放的不履约行为，收回相当于或高于超额排放量的许可排放量(而不是罚款了事)。总的来说，罚款要高于违法所得。
确保项目透明度也很重要。参与企业、监管机构和相关
第三方，都要清楚了解项目的制度，相关义务，获得经济利益、经营灵活性的机会，以及违规后果。此外，也包括完善的监测、报告与
核证系统，确保对排放和履约义务做到准确核算。(本文摘选于《环境经济》期刊，2015年 第28期)。本文有易碳家-中国碳交易网编辑整理，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