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只有两个结果，第一，90%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还有10%多一点的国家在经过了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

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是负增长，即经济衰退。长期的经济停滞，徘徊不前，有的延续十年二十年，有的长达三十年，然后出现经济的弱增长。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概率接近90%。极少数的幸运者在经过了经济持续下行之后，爆发系统性的经济危机，以大量的企业死亡为代价，然后，经济再逐步恢复至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样的概率大概在10%多一点。

过去中国创造过经济奇迹，因为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持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是唯一做到的国家，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我们希望中国在经过了前些年的调整之后，到了目前这个阶段，能够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能守住这条红线，中国将再创经济奇迹。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目标，在世界上并没有观察到先例。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往往是一个要出重大问题的这么一个时期呢？在高速增长阶段，出现经济周期性下行时，由于市场需求扩张潜力巨大，企业可以通过自我调整等待下一轮高涨的来临。熬过了冬天，春天自然会到来。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企业的日子也很难过，但是那个时候你什么也不需要做，睡觉就可以了，我把它叫冬眠。在经济的短暂低迷阶段，企业只需要消极等待新一轮高涨的来临，那时候，企业面临的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经营可能会犯错误，也可能欠一堆债务，没关系，这一轮失败了，但是下一轮高涨来临的时候，只需要抓住一个机会就能翻身，就能偿还欠下的债务，因为毕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需求扩张的潜力巨大，给你提供了翻本的机会。

银行依靠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张，在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过程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不良贷款；银行贷款有一百个亿，其中十个亿是呆坏账，不良率达到10%，那这个银行就要关门。但是如果银行把它的信贷规模从一百个亿扩张到一千个亿呢？十个亿的不良贷款算什么？还是一个很好的银行。银行通过不断扩张它的信贷规模，来保障它是一个优良的银行，当然很重要的是资产价格大幅攀升。

盖这栋楼，本来花一个亿可以盖好，结果内部管理不善，跑冒滴漏的地方很多，结果花了两个亿才盖好。问题是这栋楼的市场价格在十个亿，花两个亿也没关系，仍然属于优良资产，仍然可以给你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所以，高速增长阶段本身是可以化解这些矛盾和风险的。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起到了经济内在稳定的作用。一旦短暂的经济低迷来临，中央政府带头，号召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很快就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涨。高速增长阶段具有掩盖、消化、吸收矛盾和风险的内在机制，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市场需求扩张潜力巨大；第二，资产价格大幅度的攀升。因为有这两个重要的内在机制，所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现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以后，潜在的增长率明显下降，原有的景气循环周期被打破，风险消化机制不再继续有效，但市场主体行为并未及时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过去依靠不断卖地来偿还欠下的债务，来扩张城市的规模，来“摊大饼”、盖新城，今天，土地卖不掉了，企业接受沉没成本，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意愿不足。假如我把三十多年挣的钱投资到煤矿，然后却卖不掉，你让我关门，意味着我三十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你能做这样的决定吗？日子自然很难过，其他人的日子也差不多如此。怎么熬呢？如果把别人熬死了，我的煤就好卖了，可以主动化解沉没成本。为什么僵尸企业很难退出？为什么政府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银行为避免当期贷款损失，会极力支持劣势企业的生存和运转。银行把一百个亿贷款贷给企业，如果企业破产倒闭，银行就会增加呆坏账。企业已经活不下去了，证明银行的贷款是错误的，但它还在不断给企业发新的贷款，那是错上加错，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些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诱发系统性危机。为什么90%的国家都会失败呢？100%的国家都会发生危机呢？就是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很难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