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面临的能源问题中，中国的能源问题可能是最复杂、最费思索的。能源是发展的基础，科学地制定我国能源的发展战略，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对人类的永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

本世纪初叶，中国工程院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较系统地进行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多项咨询研究与国际合作研究。其中，“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能源问题，提出了由六项子战略构成的“中国绿色、低碳能源战略”。我有幸与众多的院士和专家们一道切磋、研讨，是宝贵的学习经历。研究组的报告除作为咨询意见上报外，都已成书出版。

《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文集是作者对中国能源战略思考已发表文章的汇编，其中不少是在同专家们的集体研讨中得到的启示和收获。能源与环境及气候变化关系密切，故本文集也收录了这方面的文章。现将其中的一些思想要点归纳如下，供有关专家切磋、指正：

1、能源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向“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转变，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2、能源革命是以质的变革，重塑中国能源。能源消费革命可概括为：逐步告别粗放、低效，转向节约、高效；能源生产革命可概括为：告别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能源革命是一个过程。能源科技革命是其支撑；能源体制革命是其保障。能源革命的目标是创建一个高效、洁净、低碳、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

3、能源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基础。展望百年，中国的能源结构变革将经历三个阶段：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主的第一阶段；多元结构（煤、油、气、核、可再生五足鼎立）的第二阶段；以非化石能源（可再生、核）为主的第三阶段。认清这个历史的必然性，可以使我们从方向上定性判断各类能源消长的大趋势，从而增强能源战略谋划与政策制定的稳定性。

4、节能是中国能源战略之首，也应是“中国道路”的要素。当前阶段，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抑制不合理需求，是最大的节能潜力；调整产业结构，遏制高耗能产业扩张，是节能的主要抓手；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发展节能服务，提高能效，是节能之本；倡导节约、俭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是节能的长远之计。

5、提出了由三个观念构成的新的能源安全观：①新的“能源供应安全”观念应是供需两侧相向而行，达到供需平衡；②将“能源环境安全”的观念，上升到战略高度；③“占据未来能源科技战略制高点”是保障我国能源长远安全的观念。

6、在对典型发达国家进行能源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类发达国家”的概念，说明发达国家并非同样的发展模式：虽达到同样的发达水平，人均能耗却可相差一倍之多。由此得出对中国能源（和电力）发展空间的四点启示。

7、煤炭的使用需管好总量，发展高效、洁净化利用；而低碳利用尚有待创新。煤炭的终端利用中，要增加发电的比例。“煤炭科学产能”和“煤炭利用洁净化度”是两个重要概念。

8、提出了“低碳能源‘三匹马’”的概念：天然气（含非常规）、可再生能源、核电，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只有共同努力，合力“拉车”，才能尽早实现对煤炭高比例的替代。

9、非化石能源让人类拥有未来。学会利用“今日阳光”，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发展必由之路。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需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10、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电是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理性选择。提出：我国核电发展进入新常态，需“理性谋共识、科学谋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和工作方式，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全产业链协调配套发展。

11、城镇化过程中，人均能耗会有所提高。新型城镇化的标志之一应该是低碳。为此，宜将低碳城市建设与智能城市建设相结合，精心设计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因地制宜利用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与沼气）等，同时推动农村能源形态的进步。

12、我国终端能源中，电力的比例将大幅提高，通过替代，减少直燃散烧煤和汽车燃油。电力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电力的比例将大幅度提高。电力的发展应以发电量衡量。我国人均电耗还有近一倍的增长空间，不能以美国类型国家的人均电耗为标杆。现代化进程到一定水平（约人均两万多美元）后，经济会继续发展，但人均能耗、人均电耗不再增加，甚至还能降低，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效的提高。同样的发达水平，能耗低、电耗低才是先进指标。

13、勾勒了“中国能源2030”：2020年前煤耗总量见顶；2025年前煤炭和石油消耗总量越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达峰；2030年低碳能源“三匹马”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大于35%；智能能源互联网和分布式低碳能源形成体系；调结构和节能、提效取得实质性进展，总能耗年增长＜1%，进入趋饱和期。

14、通过“能耗空间密度”、“CO₂排放空间密度”的国际比较分析，得出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负荷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五倍以上，亦即环境容量、气候容量显著小于全球平均值。我国发展的高碳特征值得引起足够重视，迫切需要向低碳发展转型。

15、污染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目前的中国能源结构下，两者基本同根、同源。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很强的协同性。

16、能源的国际合作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适度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目前主要是油、气、铀资源；②能源科技合作，提高水平，合作共赢；③借鉴国际先进的能源体制和管理经验。

17、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提出了两点非线性的概念。在经济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其统一性的一面更具根本性和战略性。二者应该共赢，也可以共赢，“在环境容量下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在统一中发展”。提出了经济环境双赢的十个抓手。

18、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是国家进步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是一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指标，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提高公民素质的一个具体而有力的抓手。社会要从一个吞噬资源的消耗体，变为一个将消耗转化为资源的循环体，这个“变”是社会的“核心能力之一”，是拥有未来的战略制高点。

19、需要制定一个“科学发展指数”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改变片面追求GDP的倾向，使“科学发展观”落地。建议以“经济质量、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生态文明、科技进步”五个维度的指数引导科学发展。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前置到国家发展目标的前位。

20、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都需要哲学思维。“快”也是双刃剑，指出了发展过快至少导致八个“跟不上”。经过30年发展后，我国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应理解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期”。“西部大开发”应理解为“西部科学开发”，最近5—10年，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

21、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控制气候变化的不良发展，避免超出气候承载力范围（气候容量），避免走到发生气候灾变的“临界点”。以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2、国际气候谈判的一个基础性的支点，是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现代气候变化科学的根基是坚实的。尽管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全球变暖和反常气候事件频发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气候变化当然是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引起的，但人类能有所作为的，显然只能是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

23、国际气候谈判尽管充满矛盾，但本质上它是一种认真而责任重大的全球性努力，不应将其视为“闹剧”。国际气候谈判的目标，在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合作共赢。

2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需求与国际责任高度一致。应对气候变化限制落后产能，推动技术进步；限制粗放发展，促进科学发展；限制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限制高碳发展，推动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还带动我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5、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两方面原因：①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五个初级生产力要素的驱动；在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例过高，规模过大。②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空特性”不同于先发达国家。资源制约日益严峻，并产生了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的三大环境（空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所以，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必须转向创新驱动。

26、振兴中华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推进能源革命，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要靠高素质的人。生活方式与观念的进步，将深刻提高民众的素质。中国人民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应倡导“健康的物质享受、丰富的精神追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重塑民族精神，抑制奢华、浪费，让每个家庭、每个公民都成为环境的主人，推动国家迈向生态文明。

中国古代的哲人充满智慧，但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们，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何可持续发展；世界上的各类国家，各有所长，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它们都不可能给出中国永续发展的模式。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创造一条可持续发展新型道路，绿色、低碳能源战略是这条道路的要素。这条道路的创新，将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