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目的是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碳税实际上是一种环境税，环境税最早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了克服私人和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国家应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征税，其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所造成的损害，以便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碳税最早出现在北欧国家芬兰，芬兰在1990年成为首个征收碳税的国家，荷兰 (1990)，挪威(1991)，瑞典(1991) 和丹麦 (1992)紧随其后；2001年英国实行Climate Change Levy (CCL)计划；紧接着2009年，美国出台Waxman–Markey 方案，并推出了相关政策。

近二十年来，欧美国家纷纷制定征收碳税的相关政策。作为一种税收制度, 碳税必然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碳税的收入累退效应会给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带进而会影响到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这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其中关于碳税对家庭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为在发达国家“绿色税收”推行的较早，范围也比较广，有着较好的研究基础。

多数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碳税一般具有累退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则偏向中性和累进效应。近年来，对发达国家的财税政策的研究表明，对贫困群体征收碳税是实施过程中的最大阻力，税收的分摊问题决定着它的可接受程度。Poterba (1991)分析了美国汽油税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过计算汽油税带来的家庭的收支比例变化，发现汽油税只有轻微的累退性。Pearson和Smith (1991)对Poterba（1991）的方法进一步完善，考虑到价格弹性，研究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的碳税分配效应，发现前五个国家的碳税具有微弱累退性，然而在英国具有显著累退性，爱尔兰有强累退性，但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未考虑到需求的因素，Barker和Kohler (1998)通过E3ME模型，也得出类似结论[5]。Hamilton和Cameron(1994)应用投入产出模型，表明碳税在加拿大碳税会带来物价上涨，累退效应较为温和。同样，Cornwell和Creedy(1996) 对澳大利亚的碳税分配效应进行分析，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并结合消费者的需求反应，基于对澳大利亚居民支出调查的数据，发现碳税能够增加税收总收入，减少一定程度的累进效应，增加社会的不公平。同样，Safirova等人(2004)对华盛顿特区内外的富人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堵车负担的成本对富人不成比例的下降，具有很强的累退性。对北欧国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Brannlund和Nordstrom(2004) 对瑞典的能源环境政策的消费者反映和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累退效应，且人口密度较小地方的居民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负担。通过分析爱尔兰家庭预算调查的数据，Scott和Eakins(2004)得出家庭能耗的模式并计算了每公吨碳征收20欧元碳税时的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在未做任何补偿之前，碳税有着显著的累退效应，因为贫富家庭的取暖能耗几乎没有差别，政府也尝试制定补偿策略。Wier等人(2005) 对丹麦碳税的分配效应进行分析，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和国民消费调查，发现了累退效应，尤其是乡村的家庭居民。Kerkhof等人 (2008) 发现在荷兰的二氧化碳税也有着同样的累退效应，并且对所有的温室气体征收的环境税有着微弱的累退效应。

可是也有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碳税在一些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累进效应。Labandeira和Labeaga(1999)研究了碳税对西班牙家庭收入分配效应，通过投入产出需求模型计算碳税带来的物价变化，并通过ideal demand system (AIDS)模拟了消费者的反应，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同，他没发现碳税在西班牙并不具有累退效应。Tiezzi(2001) 通过对意大利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模拟也未发现累退效应，并指出这是因为碳税主要对交通能耗产生影响，并且在发达经济体中家庭交通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明显增加，而供暖能耗却随收入的增长相对平缓。Van Heerden等人(2006)运用复杂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南非的大量家庭进行研究，按照收入等级计算超额边际负担，甚至发现了环境税改革的三重红利：增加的能源税和降低的食品税减少了排放；经济产出增加；贫富差距减弱。在新西兰，也有学者研究了碳税对消费品价格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碳税带来的超额边际负担成本很小，只会带来微弱的收入分配效应，每增加一美元会带来15美分的边际福利损失，通过财政循环很容易补偿这些较轻的负担和分配效应。Oladosu和Rose(2007)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Susquehanna 流域，发现碳税具有累进效应，并指出这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较高的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少的收益远大于抵消的直接累退效应。

目前，大量的研究的是关于不同的群体收入水平，其实研究碳税的分配效应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测量，比如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所在地（城市、农村）、不同代际之间等。通过总结文献可以发现，家庭支出中能源消耗占比，家庭对能耗的需求价格弹性，税收转移支付以及税收中性等是关系到碳税的累进效应和累退效应的重要因素。大多数认为碳税呈现累进效应主要依据是，低收入家庭在家用能源和交通燃料上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相对较大，因而会遭受较大损失，这种分析方法但忽视了家庭燃料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因为碳税会带来燃料价格上涨，同时也会降低家庭需求，因此可以考虑用家庭支出来分析碳税的分配效应。总结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再分配效应会受到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碳税收入合理使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再分配效应带来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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