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国处在工业化高排放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能源消耗，很难立即采取大幅降低排放总量的减、限排措施。

第二，受要素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制约，化石能源储藏和消耗量大且缺乏弹性，能源结构调整的空间不大。我国的能源结构严重依赖煤炭，电力结构中火电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尽管新能源增长势头强劲，但可用于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空间有限，而世界上主要能源价格的高涨和供给不足，使我国转换优化能源结构面临极大的困难。尽管目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比较热，但是，如按近年能源消费增长趋势发展，可再生能源难以有实质性变化。

第三，争取发展空间(至少到2020年)是我国在气候问题下的基本诉求。到2020年，我国以14亿以上人口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21世纪中叶14亿人口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气候问题已经明显政治化，我国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气候政策问题上、在气候谈判上，我国应争取发展空间；对减排的国内政策上，不易过早采用“激进的”总量控制手段。

继续运用好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政策工具

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化手段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标准和管制政策是减排的“基础性”工具。尽管目前对我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的普遍评价是“行政手段多了，市场手段少了”，但是标准和管制为代表的“传统”工具在近中期仍将是中国节能减排的“基础性”政策工具(陈健鹏，2012)。现阶段，在探索市场化减排政策机制的同时，应更多反思和改进传统“命令—控制式”减排政策工具。在考察和借鉴国际经验时，不宜紧盯欧盟的碳税、碳市场，应从“宽视野”关注减排政策工具的演进过程和具体政策环境，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减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