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15年这个关键的气候谈判节点，中国将如何开启自己的“十三五”规划？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接受中外对话的专访，认为中国应该在“十三五”规划中设立碳排放阶段性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理顺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及相关制度安排。

       中外对话：您预计德班平台的谈判在2015年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多边框架下的国际气候谈判，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从最基本的原则开始，各方缺乏达成共识的基础，即使形成某个成果，也很难像1992年那样凝聚共识。当然，在某些局部方面可能有进展，比如林业、化石能源消费等。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各个国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行动上表现出诚意，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多更实际。

      中外对话：您觉得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一个长远的减排承诺？

       王毅：中国自“十一五”规划开始，已经通过节能减排行动，有效实现了碳减排，其努力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新兴经济体中是最突出的。如果说长期减排承诺，其本质是一个公平问题。中国政府现在经常强调“三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步中国的后尘，也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其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加是在所难免的。对国际社会而言，更现实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好这个过程。与其要求他们做一个较高的承诺，不如采取切实行动，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目标。目标设得过于理想化，超出实际能力，不仅难以实现，反而可能破坏已有的减排基础、动摇信心，这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外对话：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十三五”目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总体趋势？

       王毅：“十三五”规划期间，为了应对严重灰霾污染，首先在约束性目标方面，除了继续执行强度目标（能源强度、碳强度）之外，应该考虑更多的总量控制目标，特别是应该增加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因为灰霾污染和碳排放总体上是同根同源，减少煤炭使用可以取得协同效应。与煤炭消费总量相联系的是碳排放总量，因此，可以同时设立阶段性碳排放总量目标，以表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一旦设立了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就需要引入一系列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和制度安排，以保障目标的实现，包括起草相关立法，规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和在有条件地区扩大试点范围，建立基于碳减排目标的总量分解制度、清洁发展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以及采用碳税、碳金融等相关政策，以更好地降低碳减排成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