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碳减排的规律、以及国内外转型经验，中国不太可能在“十三五”期间达到碳排放峰值，但可以制定阶段性目标。根据我们的测算，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人口政策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消费方式转变等，未来中国人口、主要资源及污染物排放大多会在2030年前后相继达到峰值或平台期。而在考虑减排政策的条件下，碳排放峰值很有可能出现在“十六五”期间（2031-2035）。所以，本着“踮起脚能够到”的原则，经过“十三五”试点，“十四五”过度，在“十五五”末实现碳排放峰值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可考虑把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年份定在2030年。

       当然，比确定峰值目标年份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目标。这包括制定实现峰值的具体时间表、路线图，以及如何分担额外成本，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获取未来竞争力等等。目标必须与实现路径、成本、技术、制度、政策、管理能力等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和各类峰值相互关联，需要系统解决方案。否则，理想的目标只能是讨口彩的政治口号和空中楼阁。

       从“十一五”开始的节能减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主要还是靠行政性手段。“十二五”其间增加了约束性指标，强化了绿色低碳发展，解决方式还是延续的传统路径和体制机制，很多举措都还不是制度化的东西，包括统计、考核、标准等制度体系并没有完善。

       因此，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目标来说，最初的阶段性规划并不是一定要达到一个很高的量化目标，而是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制度基础，只有通过制度才能不断规范和转变我们的行为，实现长效的目标。而制度建设需要依靠改革和创新，寻找新的思路和替代方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