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至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1年全年发行各类债券7.86万亿元，企业债券增幅显著；截至当年底，债券市场托管总量达到22.75万亿元,全市场成交结算201.94万亿元，对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相比，我国债券发行规模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地位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存在一定差距：美国债券存量规模是GDP的2倍以上，而我国的债券存量还不足GDP的1/2；美国2011年包括企业债券与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存量的比例为73%，而中国的企业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仅占到存量的26%，2012年上半年社会融资总规模中近80%是来自贷款与票据。数据充分表明，以债券发行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在我国融资体系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还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融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有研究表明，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将会比以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国家有更强的抵御能力与恢复能力，实体经济受危机的影响也更小，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能比其他国家更迅速地恢复经济的原因所在。

       因而改变融资体系结构，进一步加大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进而降低实体经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近些年来呈高速膨胀态势。2012年5月底，我国银行体系的存款额已超过80万亿元，从而将我国的M2总量推上了90万亿的高位，这一数量已超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总量近50%! 而在1990年时，我国M2还不过1.5万亿，期间规模增长了近60倍。

       商业银行也纷纷患上存贷款业务依赖症，收入中有超过70%来源于存贷款利差收入，收入的单一性使得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仅以信贷规模扩张为表征，这就又引发了银行业对资本补充的“饥渴症”，由于监管层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行陷入了“扩大信贷规模—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再扩大信贷规模”的怪圈。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银行的经营环境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客观上说，推动我国商业银行转型进而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仅靠像北金所这样的市场机构努力还远远不够，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在我国任何的变革必须要自上而下——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一套完整的转型路线图；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要有利率市场化等基础环境条件的支撑等等。只有当条件具备了，转型才会成为现实。而在这一切成为现实前，市场中需要有北金所这样的金融创新平台进行尝试和探索，也需要监管层对这种探索予以鼓励和支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