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会议之前，世界主要国家向UNFCCC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s）。至2015年12月15日，已有187个国家遵照巴黎协定提交了他们2020年后的INDCs，这些INDCs勾勒出各国2020年后预期的气候行动计划。本文评估了覆盖105个国家（代表了全球2012年约91%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尤其是G20经济体INDCs减缓方案的构成要素。通过将INDCs中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当前减缓政策的预期水平进行对比，本文估算了所需付出的减排努力。结果显示，至2030年全球需减排约4~6GtCO2当量，其中G20经济体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尤其是巴西、中国、欧盟和美国。尽管产生这些减排，但全球及G20排放水平预计在2030年仍高于2010年水平。本文通过指标分析，对比了不同国家INDCs的目标水平。结果显示，INDCs预示了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排放水平将于2025年前达到峰值。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排放水平将于2030年或更晚的时候达峰。基于中国的INDC，CO2排放量最迟将于2030年达峰，但其GHG总排放量预计将会在2030年之后达到峰值。俄罗斯联邦是个特例，其在1990年达到峰值后，自2000年以来GHG排放量再次增长。基于其INDC，该国排放预计在2030年稳定在低于1990年25%~30%的水平上。

尽管本文重点关注G20经济体，但本文仍然对在2012年高于全球排放份额0.1%且提供过具体量化目标的所有国家的INDCs进行了评估。有72个国家其总排放量只占2012年全球排放的1.5%，排放比例低于0.1%，还有10个国家INDCs，其总排放量约占全球的6%，但没有提供具体的目标（如图1）。因此本文共评估了在2015年12月15日提交的160份INDCs（共涉及187个国家，欧盟28国作为一个整体提交了一份INDC）中的78份。这78份INDCs覆盖105个国家，其GHG排放总量约占全球的91%。

G20经济体在2025年及2030年的INDC排放目标水平根据的是提交国自身提交的方案。这种情况适用于像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及土耳其这样的G20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在他们的INDCs中提供了基准线排放预测。对于除沙特之外的其他G20国家，由于提供的基准年的目标中没有明确的排放水平，因此排放目标水平无法直接来自INDC。对于这类国家，本文通过应用UNFCCC的国家清单来确定基准年排放水平，用于计算排放目标水平。对于沙特，其已经表明了在无明确基准线的情况下应减少的排放量。对于INDC排放水平的预测，本文假设的基准线是基于近期的一份国家CO2排放预测报告。

中国和印度是唯一提出综合目标的两个G20经济体。这些目标包括非化石能源目标，林业目标以及排放强度目标（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产生的综合效应中通过应用PBLTIMER能源模型来计算能源与工业相关的排放，应用IIASAGLOBIOM/G4M土地利用模型来计算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LULUCF）的排放。

对于一些G20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及美国，他们上报的排放目标水平中包含了来自LULUCF相关活动的排放量及消除量。尽管这些国家在解释LULUCF相关净排放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本文假定这些国家在INDC目标的计算中仍采用的是净-净（net-net）核算方法，这意味着LULUCF领域中排放源与吸收汇的处理方式与GHG清单的其他领域一致。对于其他一些G20经济体，他们的INDC已明确指出，来自土地利用的排放量并未考虑进他们的排放目标内。这部分排放被算入了其他LULUCF排放（见本节尾）。对于这类国家，本文也没有说明其LULUCF领域中排放源与吸收汇。由于在核算规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对其LULUCF排放进行准确预测。对于加拿大、欧盟28国、日本、俄罗斯联邦以及韩国，LULUCF排放预测采用的是国家公布数据。对于其他国家，根据FAOSTAT数据作为历史趋势，采用IIASABAU模型预测2010年至2030年的数据。

对于G20当中的几个经济体，预测出的结果是一个排放范围。像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南非及美国，这个排放范围也反映出INDC自身的目标范围。有些国家在他们INDC中区分了无条件目标与有条件目标。前者目标不受其他国家行动计划的影响，而后者目标，则要求其某些条件所关联到的其他国家行动（主要针对国际金融或国际合作机制方面）必须得到满足。为说明条件性的影响，本文分为两种情景：无条件的INDC情景，该情景中仅实施无条件的目标；以及有条件INDC情景，该情景中无条件目标与有条件目标均被实施。对于一些INDC中仅涉及无条件目标的国家，本文假定他们的排放水平在无条件情景与有条件情景中保持一致。对于一些INDC中仅涉及有条件目标的国家，本文假定他们的排放趋势与无条件INDC情景中的当前政策排放水平一致。

本文图2显示，G20经济体可能需要实施额外的政策来进一步减少GHG排放，以满足到2030年减排4GtCO2当量的无条件INDC目标以及5GtCO2当量的有条件INDC目标。有四个经济体负责最大的减排份额（约占无条件INDC目标的80%以及有条件INDC目标的50%），这四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欧盟28国及巴西。有几个国家（包括阿根廷、俄罗斯、沙特、土耳其以及其他几个非G20成员国）预测的INDC排放目标水平将高出当前政策情景水平。因此这类国家依据当前政策，将有望超出他们的INDC目标。本文假定这些国家将继续沿着他们当前政策的排放轨迹。

如图3所示，当前政策的排放量预测涉及很多的不确定性。图3显示了预测的排放水平在官方及国家研究中（如UNEP2015年数据）与本文采用的模型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见两者差异还是很大的。基于预测当前政策各个不同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假设阿根廷、俄罗斯、沙特和土耳其延续他们当前的政策轨迹，那么至2030年G20经济体在无条件INDC目标下还需做出的减排努力为3~8GtCO2当量，在有条件INDC目标下还需做出的减排努力为4~9GtCO2当量。无条件INDC目标下的G20总排放水平将为37~38GtCO2当量，高出2010年水平的6%~9%（如图3）。对于有条件INDC目标，G20总排放水平将较前者低了1GtCO2当量，但仍高于2010年水平的3%~8%。

需注意的是，上述不确定性范围仅针对INDC中提及的绝对值减排目标范围。而对于中国及印度的强度目标，其不确定性则大得多。一个非常简单的敏感性分析显示，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年均GDP增幅1%，那么其产生的影响将导致预测的G20排放范围在无条件INDC目标下增加到36~41GtCO2当量（高出2010年水平2%~17%），在有条件INDC目标下则较前者低出1GtCO2当量（高出2010年水平0%~16%）。

与当前政策情景相比，非G20成员国在有条件INDC情景下将负责额外减排1GtCO2当量。由于几乎所有的非G20成员国的INDCs都是有条件的，非G20经济体很难在无条件INDC情景下增加减排量。因此预测的2030年全球减排要求为4GtCO2当量（无条件的）至6GtCO2当量（有条件的）。相应的，在无条件INDC都被执行的情况下，预测的2030年全球排放水平大致为54.5（53~58）GtCO2当量，在有条件INDC被执行的情况下，2030年全球排放水平大致为52（51~56）GtCO2当量。这些数据符合UNEP2015以及UNFCCC2015报告中的数据，只是相对低了1~1.5GtCO2当量。这是因为本文假定那些预计会超额完成INDC目标的国家将会继续沿用他们当前的政策轨迹。

上述数字意味着即使所有国家的INDCs都全面实施，全球排放预计在2030年仍将高于2010年水平，虽然这20年的增长量远低于2000-2010这10年的增长。与早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本文发现当前的INDC并没有从最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实现控制温升2°C内并努力争取控制在1.5°C内的目标。正如巴黎协定决定中的II.17部分提到的，从最低成本路径考虑，到2030年全球排放水平应不超过40GtCO2当量，而上述INDCs目标却要比这个数字高出12~14.5GtCO2当量。

INDCs的全面实施预计将导致各国不同的排放峰值年和峰值排放水平的排放曲线（见表1）。在G20经济体内，欧盟是第一个排放达峰的区域（1980年前后），当时的欧盟排放水平大致为人均13吨CO2当量，人均GDP为1.74万美元（2005年价格）。10年后，俄罗斯联邦（当时的苏联）的排放达到峰值，在它的峰值年，人均排放稍高于欧盟，收入水平稍低于欧盟，排放强度却是欧盟的两倍。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于2005年前后达峰，人均收入水平与欧盟接近，但人均排放却高出两倍。

如图4所示，由于无条件INDCs的实施，G20经济体中除阿根廷、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外，人均排放量预计在2010年至2030年之间呈下降趋势。有几个国家（澳大利亚、墨西哥、南非和韩国），人均排放水平在当前政策下的增长将转变为在INDCs下的下降。与此同时，收入水平预计将上升，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将与GHG排放水平相脱离。总体上，这样的脱离将会发生在G20经济体中的14至16个国家，这取决于他们各自INDC的条件性。此外，人均排放值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G20经济体之间汇合，尽管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各不相同。图4还显示出INDCs导致2030年全球人均排放呈现出一个稍稍的下降。

这种经济增长与GHG排放水平相脱离的趋势显示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2010年至2030年排放强度的大幅下降。鉴于INDCs是国家性的目标，这种排放强度的下降预计会发生在所有的国家（除了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并且要高于当前气候政策的影响。最大的减排量预计发生在2010年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所有G20经济体在2030年的排放强度预计为250~750吨CO2当量/百万美元，独立于这些国家在2010年的排放强度水平和2030年收入水平。各条数据线的最终汇合再次反映出经济增长与GHG排放水平的脱离。

尽管本文已考虑了最重要的不确定性，但分析仍然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其中之一是，本文假定，未在INDCs中明确涉及的部门排放将延续当前政策发展的轨迹，这可能会高估预计排放水平。另一个需提及的是，本文计算没有说明LULUCF中吸收汇和排放源的核算规则，由于在核算规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对LULUCF排放进行准确预测。然而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提及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和印度的INDC排放目标水平，因为其INDC排放目标取决于其未来的GDP增长：仅中国平均年度经济增长点变化1%，将导致目标排放水平产生近2.5GtCO2当量的变化。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但从分析中仍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发现，相比预测当前的政策趋势，INDCs确实可以导致减排。巴西、中国、欧盟28国和美国占据了无条件INDCs目标中约80%的减排量，有条件INDCs目标中约50%的减排量。相比而言，这四大经济体几乎占了2012年GHG总排放量的50%。相比当前政策趋势，G20经济体有条件INDCs的总减排量大致在4~9GtCO2当量，变化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政策趋势的不确定性。然而虽有大量的减排，但全球在2030年预计的GHG排放水平仍然高于2010年。预测的全球排放水平范围大致在51~58GtCO2当量之间，变化幅度取决于INDCs的条件性，尤其是中国及印度INDCs排放目标水平的不确定性。该结果与巴黎协定中所要求的2030年40GtCO2当量的GHG排放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

本文显示出，一些相对简单的指标却能得出关于INDCs目标水平的有趣结论。例如，与当前政策的发展趋势相比，预计INDCs可导致人均排放的极大降低，同时经济增长与GHG排放关系的进一步脱钩。在国家INDCs的基础上，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韩国的GHG排放预计会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而中国、印度和南非的GHG排放则预计会在2030年或之后才达到峰值。对于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墨西哥、南非和韩国），当前政策下人均排放水平的增长正转变为INDCs下人均排放水平的降低。这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增长与GHG排放水平两者关系的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