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碳金融红利是广义的环境金融红利，包括但不限于低碳，还包括环境，就是环境与金融的结合点，广义的环境改善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总和。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红利时代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中国的环境透支已经达到了极限。过去三十年，我们国家的GDP总量以年均9.2%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创造了全球的奇迹，但我们对环境的透支也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到了拐点。所谓气侯变化是一个大尺度、长周期、多因素的话题。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以雾霾为代表的局部环境正在恶化。有人讲雾霾给中国人上了一堂最生动的环境课，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空气。因此从这个维度上来讲，中国过去几年愈演愈烈的雾霾天气启发了中国人、教育了中国人，尤其是教育了中国政府。以前总觉得雾霾是北京“特产”，现在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雾霾天气，中国大多数城市在雾霾面前逃无可逃。

　　

       除了雾霾，还有更为严峻的情况，比如说土壤、水资源，中国的土壤、水资源的恶化都已经到了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境地。因此，三年前我在一本书上讲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以全球对环境资源平均利用水平为尺度，以三十年的时间长度为尺度，以环境修复成本为标准，就是把环境修复到常态为标准，以中国人民福祉最大化为标准，很多事情、很多项目就不要上，很多事情就不要做，呆着都比努力去做要强。

　　

       当然，在中国上一个项目往往是政府说了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上项目中要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但是市场的依据什么?市场的依据就是所谓碳金融，就是环境修复的金融成本。为什么中国未来最值得迎接的红利是所谓的碳金融红利，正是因为刚才所讲的，中国对环境的透支已经到了极限，环境的恢复将需要巨大的成本。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金融业。中国金融业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单体产业，但是又是中国迄今为止市场化程度最弱的一个产业。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改革，绝大多数要素配置都由市场来决定，遵从价格的信号，但是中国的金融产业价格由谁决定的呢?金融产业的价格是利率，利率是由央行决定的，而央行的背后还是中央政府。这个市场供给的规模是谁决定的?还是由央行决定，由政府决定的。包括一些微观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能不能上市、能不能交易，由谁决定的?还是由监管部门决定的。所以，中国的金融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在这里存在着监管过度与监管缺位并存的情况，这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压抑、结构扭曲，更带来了“融资难、融资贵”等一系列的难题出现。

　　

       中国现在有多少中小企业、做实体的企业想融资而不可得?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被一两个对价格不敏感的产业大大拉了起来。比如说，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金融体系内，很多金融资源在那些产业中手手相接，手手加价，流到中小企业的钱成本可能高达18%左右，而实际社会综合成本则在5%左右。所以有人讲中国房地产业联手中国银行业杀死了中国实体产业。所以我的结论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环境改革与金融改革相结合将会有很大的戏可唱，会出现很多大的机会——大的产业和大的投资机会。要对环境权益进行确权和合理的分配，要有一个合理的权益类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机制，就是把环境修复到正常状态所要耗费的社会成本，现在环境成本定价太低了。未来，中国环境产品服务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当然这也会催生一系列新的产业机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