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碳
市场发展稳健。负责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建设的
政策制定者稳步巩固和持续改善体系设计,根据当地政治经济现状调整政策措施。同时,多个新兴
碳市场正在通过“从实践中学习”这一路径来建立新一代的碳
排放权交易体系。
2016年9月《巴黎协定》获得批准后,全球各地的气候政策制定者纷纷寻求如何落实国内政策,来达成其国家自主贡献所设定的目标。该协定的精髓在于,缔约国可自主决定其贡献量(即
减排目标)。因此,《巴黎协定》本身代表的是对气候行动的承诺,并随时间推移激发减排雄心的提升,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长期减排目标。各级政府需要能够符合各自国情的政策工具来推动实实在在的可核证的减排量。设定碳价便是其中已被广泛证实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工具之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对排放设定上限,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找到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方法。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项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重重挑战。各国相关的政府部门本着务实的态度应对这些挑战,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设计、测试、实施并完善其
碳交易机制。事实上,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至今在全球已有21个不同的体系涌现,并积累了十余年经验,成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实操经验,这些经验反过来又指导着各个碳市场不断地发展和改良。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及其第四阶段改革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碳市场当属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推出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自实施以来,该体系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并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得以持续发展。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近结束了与瑞士就体系链接
问题的技术谈判,且正在进行系统的全面审查,为其第四阶段(2021–2030年)的运行做准备。欧盟及其他体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体系能够提供足够强劲的价格信号,以实现日益严苛的减排目标。来自法国环境、能源和海洋部的Cécile Goubet和Anaïs Maillet提出了为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引进价格下限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尽管欧盟努力通过“延迟配额拍卖”和计划推出的“市场稳定储备”来管理配额供应,当前价格和未来价格预期上升幅度却很有限。在他们看来,设定拍卖价格下限(即最低价)不但能够刺激额外的减排,而且可能促成配套政策发挥实效,确保为进一步加强气候行动创造财政收入,及有助于缓解因外部冲击导致的配额供应过剩问题。
北美次国家级行政区主导建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许多次国家级行政区在如何利用碳市场这一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自2009年起,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通过跨州协同努力,持续推动减排和清洁能源投资。美国加州也依靠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确保其包括机动车辆排放标准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在内的一揽子气候政策能够帮助该州如期实现减排目标。该体系与加拿赢,并创建更具成本效益的联合碳交易市场。通过联合拍卖一部分配额,这两个地区均能够创造财政收入,并将其有效用于资助额外的能源和气候计划等领域。
2016年,随着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泛加拿大碳价框架》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和地区,加拿大的碳价声势锐不可当。事实上,安大略省亦于2017年度出台了新的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目前计划于2018年与魁北克省-加州市场实现链接。
新兴经济体的碳市场正在崛起
碳排放权交易亦在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气候政策工具,亚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发展新一代的碳交易体系。这些地区本着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减少排放、降低当地污染和转型能源体系等一系列目标,因地制宜地设计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墨西哥采取积极行动,将碳定价作为其气候政策的重要元素之一。
2013年对燃料消费开征全国碳税,次年推出全国碳排放注册登记系统。正如来自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SEMARNAT)的Victor Escalona、Sean Donovan和Saul Pereyra所言,健全准确的数据是未来任何国家层面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去年,墨西哥还宣布了针对重点排污单位实施模拟碳排放权交易,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最近,墨西哥确立了2018年底之前正式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目标。未来将着力开展两方面的工作:(i)制定关于抵消机制的规定;(ii)起草关于具体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设计要素的政策
法规,包括定义、计划覆盖范围、碳预算、履约程序、配额分配规定等。
中国即将推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2017年,全球目光将聚焦中国,因为中国计划于今年推出其全国碳交易体系,而该市场将成为全球体量最大的碳市场。来自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的钱国强和黄晓辰分析了中国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从试点阶段到稳步启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在过去的三、四年中,中国在多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中央政府在决定相关政策大方向的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极大的灵活度,准许其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阶段来设计当地的试点体系。通过“从实践中学习”这一过程,中国目前正将试点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融入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工作中,并从全球其他体系中吸取精华。目前,在国家层面政治意愿和承诺的支持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启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准备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法律基础;(2)数据收集;(3)配
额分配;(4)创建和完善全国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
亚洲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蓬勃发展
亚洲地区的碳定价政策不仅限于中国。在东亚,中国、日本与韩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就碳定价政策相关问题和合作开展区域对话。早在2015年,韩国就推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该体系覆盖韩国三分之二的排放量。正如来自韩国战略与财政部的Il-Young Oh所言,这个年轻市场成熟得较快,且在运行首年就实现了高履约率。启动初期18个月韩国碳市场的成2016年6月的13.50欧元。展望下一阶段,韩国政策制定者已着眼考虑进行对多项设计要素进行修订以提升碳市场的活力和效率,例如引入配额拍卖和使用国际抵消信用等。
日本首都东京是全球首个城市层面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发源地,该体系于2010年开始运行。来自东京都政府(TMG)的Akiko Miura回顾了其首个履约期的部分成果。截至2014年底,东京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已顺利取得较基准年水平减排25%的成绩。这相当于减少了接近1,4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东京130万户家庭五年的排放量。东京都政府亦与韩国、中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积极分享碳市场经验,促进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的成功推行和良好运作。
国际合作与国家自主贡献
《巴黎协定》的批准意味着新的国际气候政策架构已浮出水面,这对国内政策制定者而言意义重大。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Nicolas Muller将碳排放权交易置于更广泛的国际气候工作框架中,概述了国际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各国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NDCs)和开展合作。《巴黎协定》的第六条规定,各国有权选择就其国家自主贡献开展自愿合作。例如,实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国家可相互链接其体系,并将链接体系下通过交易所获得的减排量计入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此外,第六条还提供了国际市场机制的另一种合作途径,即温室气体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然而,利用这些国际市场机制需要在相关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均为可量化和透明的情况下方为可行。
随着现有碳交易体系的不断演变和新一代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不断涌现,国际对话与合作对促进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逐步融合而言尤为重要。为支持这一进程,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持续推动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经验和知识的建设性交流,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从其他碳市场的宝贵经验中受益并吸取其教训,为普及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最佳实践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