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波恩召开之际，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以下简称《绿皮书》)正式在京发布。

　　回顾过去的一年，国际气候治理在纷纷扰扰中又走过一年不平凡的历程。《绿皮书》简要回顾了国际国内气候进程的最新进展和重大事件，强调《巴黎协定》来之不易，并创新地进行了低碳领导力评价、暴雨韧性城市排名等量化分析。

　　聚焦后巴黎时代

　　气候变化再创新高，落实《巴黎协定》路途坎坷

　　2016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比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0.45℃至0.56℃，连续第三年打破全球热度纪录，比2015年高出0.01℃至0.12℃。2016年的热度纪录是长期全球变暖和2016年上半年强厄尔尼诺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6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打破历史纪录，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其中年平均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02.9ppm，80万年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首次超过400ppm，相比2015年上升3.5ppm，是有记录58年来升幅最大的一次。

　　同时，高温红色预警频率上升。例如印度半岛北部和东部2016年4月遭到长达一周的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4℃，造成300人死亡。另外，全球对流层低层温度超出历史纪录；海面温度也创新高；全球上层海洋热含量接近历史新高；海平面升至历史新高；水循环和降水频遇极端。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显著增加。2016年在近赤道区域共出现93个被命名的热带风暴，比1981年至2010年平均水平高13%。

　　这些变化发生在《巴黎协定》正式生效的这一年。不少人原本预期气候变化问题会暂时趋于平静，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令世界震惊和失望，也为国际气候治理增加了新变数。不过，今年7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通过了《G20促进增长的气候和能源汉堡行动计划》，给世界带来一些安慰。

　　因此，《绿皮书》在第一部分总论中，以《坎坷之路 砥砺前行》为题进行了概述——尽管国际气候治理之路充满坎坷，但仍要面向未来，砥砺前行。本部分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陈迎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认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带一路”建设与落实《巴黎协定》相辅相成，有很多契合点，能够推动世界经济绿色转型，并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国际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当前，中国仍将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2016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约43%，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13.3%。

　　聚焦低碳领导力评价

　　中国在G20中排名第四，美国排名第17

　　《绿皮书》首次尝试推出了低碳领导力指数，陈迎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蒋金星以G20成员国为评价对象，从政治意愿、政策行动和实际成效三个维度，选用9个指标构建了低碳领导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包括，批准《巴黎协定》并表示落实、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的足够性、碳市场体系建设、可再生能源投资、人均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避免排放量对减少人均排放的贡献率、2015年比2010年碳排放量变化率、2015年相比201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率，此外还包括一个由专家对这些国家低碳政策体系主观评价的定性指标。

　　评价结果显示，G20成员国低碳领导力可大致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包括英国、欧盟、法国、中国、巴西、德国、意大利。第二集团包括墨西哥、印度、阿根廷、韩国、南非、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第三集团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欧盟及主要的成员都排在第一集团，说明欧盟尽管自身存在不少棘手问题，但在推动国际气候进程和低碳转型方面的领导力仍然有目共睹。

　　跻身第一集团的中国非常抢眼。其主要优势在政治意愿和政策行动上，例如，中美曾联手为促成《巴黎协定》通过和生效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居世界第一位，远超其他国家。同时，也需要看到，国际机构对中国NDC的足够性评分不升反降，折射出西方学者普遍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实际成效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就低碳发展水平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印度处于第二集团靠前位置，未能进入第一集团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总量增长过快，2015年相比2010年增长33%。总体来说，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未来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美国降至第17，也在意料之中。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使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大大削弱。不仅如此，美国的政策行动也在全面倒退。如果美国就此放弃低碳发展的努力，可能意味着未来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美国逆潮流而动将使低碳转型停滞，甚至反弹。不过，美国政府对待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并不能完全左右市场的选择，无论是技术还是规模，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全球仍有一定优势。

　　聚焦我国暴雨韧性城市排名

　　深圳珠海是具高致灾危险度、高适应能力的高韧性城市典范

　　研究气候变化，最终需要落到人民的安全福祉上。今年，政府和学界将目光聚焦在构建韧性城市上。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多地频遭暴雨之殇。尤其是城镇化增加了灾害风险的暴露度，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大城市也成为应对暴雨能力薄弱之地。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城镇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人。同时，根据中国气象局预测，气候变化将加剧未来我国高温、干旱、洪涝、暴雨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加剧城市化地区的安全风险。

　　国家气候中心副研究员翟建青、李莹及中国社会科学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艳评估了暴雨灾害下的“城市韧性”，采用暴雨致灾危险性、综合适应能力等指标，构建了暴雨韧性指数，并分为高韧性城市、中等韧性城市、低韧性城市三类。

　　评估结果表明，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北京、合肥、贵阳、南京应对暴雨的适应能力达到高韧性水平，不过这4个高韧性城市都不属于高暴雨致灾危险性城市。在低韧性城市中，海口、重庆属于高暴雨致灾危险性城市。

　　在海绵城市及气候适应型城市中，有12个试点城市属于高暴雨致灾危险性城市，其中，深圳、珠海的暴雨致灾危险度位居全国城市前10%，不过其适应能力也位居前列，属于高致灾危险度、高适应能力的高韧性城市，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对此，《绿皮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与海绵城市的协同建设。当前，有8个城市同时入选两个试点，可借试点加强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和韧性城市的协同设计，注重对灰色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均衡投入。

　　二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韧性城市建设的政策支持。中东部地区的高风险主要来自人口和财富的高暴露度影响；西部地区的城市风险则主要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驱动及资源环境制约。气候变化将增加我国西部干旱地区的城市热岛效应和强降雨事件，未来30年，中西部城市地区将吸纳近1亿农村人口市民化，建议给予西部地区、长江中上游等气候灾害高风险地区以更多的试点支持和政策倾斜。

　　三是加强对韧性城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加强长期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研究，在大城市及试点中加强前瞻性的、系统性的城市风险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