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艰巨、紧迫的任务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其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也针对空气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了很多大范围、大规模的措施、战略与政策，特别是对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城市这一重要的污染来源，进行污染源管理、开展循环经济政策。然而伴随这些战略、措施而来的包括碳减排及其带来的协同效益等大范围影响，却因城市间跨区域碳排放干扰单个城市的碳排放统计等问题难以得到系统地量化。那么，国家碳减排目标落实到城市层面，相关政策带来的影响在单个城市角度与城市整体角度应如何量化分析呢？在这些影响中，城市的碳减排行为又能给当地带来多少健康协同效应呢？Ramaswami等人2017年11月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上的文章Urban cross-sector actions for carbon mitigation with local health co-benefits in China为解决这些问题，以中国637个城市为对象，通过开发新的数据集和基于多城市协同定位数据估计共生潜力的新算法，推进跨城市、城市、腹地和全国范围的多尺度系统联系，以量化在城市中特有的“城市-工业”跨部门交互带来的脱碳效果和健康协同效应。

文章首先分析阐述了以往研究没有量化碳和健康协同效益潜力的三个可能的原因：（1）渗透到支撑商业、工业、居住等活动的工业链中的城市间跨区域碳排放干扰了单个城市的碳排放统计；（2）城市通过居住-商业和工业活动协同定位对碳减排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评估；（3）在城市层面由于城市内部和外部燃料使用减少而产生的碳减排和PM2.5协同效益没有合适的模型去衡量。随后作者为解决以上问题，经过对中国能源结构的分析和已有案例的参考，认为技术创新和广泛实施的中国城市工业共生战略能够为国家脱碳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减少与燃料相关的PM2.5排放，并因此为量化效益开发了依托于2010年中国637个城市数据的可用于表征能源利用的全新综合数据库——中国城市工业基础设施（CCII）数据库，并结合此数据库引入能级和材料交换算法来量化个别城市“城市-工业”共生的潜力，其中能级算法匹配高、中、低三个等级的工业废物热量，材料交换算法则针对来自于钢铁厂和电厂的废物。随后作者提出了两个情景：一是假定十二五规划达成，对中国城市间跨部门“城市-工业”共生潜力的评估；二是在提高单一部门效率的条件下的跨部门的潜力。两种情景均属于假设分析，作者通过2010年不同类型的城市在两种情景下的表现，即比较高度工业化、高度商业化和混合经济的中国城市，以深入了解未来城市（即从工业到商业）的经济转型对共生潜力的影响。另外，健康效益的计算是通过对该城市年龄分布的人群应用浓度-反应函数实现，计算由于城市PM2.5浓度下降而避免过早死亡的人数。

主要结论：（1）高度工业化城市的平均直接碳排放高于高度商业化和混合经济城市。（2）与传统的单一部门战略相比，通过紧凑型城市设计和循环经济政策推动的跨部门战略为国家二氧化碳减排额外贡献了15％-36％。（3）健康协同效益方面，每年约有25500至57500的人得益于碳减排而免于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同时此效益在各个城市的区别很大：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小于1％到37％和避免过早死亡的小于1％到47％不等。（4）即使在单一部门效率高的情况下，中国也将有足够的余热来支持“城市-工业”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