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使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低碳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碳货币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热门话题，碳排放权也成为了新的稀缺能源，对碳货币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

据有关资料显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越石油市场成为世界最大交易市场，并且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其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能与之捆绑的货币也有机会成为国际货币。我国应抓住机遇，推进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

纵观历史，国际货币的产生总是与稀缺能源相捆绑，从稀缺能源的计价结算货币，到外汇储备货币，最终发展为锚货币。此前“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捆绑即是最好例证。不难想象，当低碳经济发展成为潮流，与碳排放权相捆绑的货币必将伴随碳交易的发展而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与关键货币。对碳货币发展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在世界上影响力具有借鉴意义。

国别货币的发行是基于国家强制力及政府信用的共同作用，碳货币则是基于国际公约的信用而产生的货币，并非某一主权国家强制推行，故相较于各国货币，其购买力不受某一国家主观政策的影响，只因全球碳排放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限定在一个较为稳定的范围内，所以，碳货币相较于国别货币更具有稳定性。除此之外，碳货币还具有商品货币的以下特征：

第一，碳货币是稀缺资源。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约定内容，所有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其在公约中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会因环境变化而越发严格，同时又因为各国经济发展及科技实力的固有限制，各国可供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数量也越来越少，注定是一项稀缺资源。

第二，碳货币已被广泛认可。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8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议定书，这表明全球超过90%的国家都自愿将本国经济发展与碳气体排放数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基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产生了三种交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及清洁发展机制。这三种机制分别连通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使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全球化成为现实。以上情况均说明碳货币现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可，并且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质。

第三，碳货币数值可计量。作为能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交易的货币，其价值必须能够被可靠计量，碳货币也是如此。碳货币的数量来源于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根据碳排放总量与大气温度之间的变化关系所计算得出的各国碳排放限额分配指标；一方面来自于缔约国基于排放限额通过减排工作所能节约出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这二者均可通过现有科学技术手段准确测出，故每年碳交易市场中的碳货币数量均能被准确计量。

第四，碳货币具有一般授受性。货币的流通职能要求其需要具有一般授受性。即是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人们愿意支付货币交换商品（授）的同时，也愿意他人以货币作为交换自己商品的报酬（受），在碳交易体系日趋完善的今天，碳货币在国与国之间交易流通时已体现其具备了货币的一般授受性，相信在以后随着国际个人碳货币体系的完善,英国前环境大臣米利班德关于个人碳交易计划的猜想也将成为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用碳货币进行支付。

首先，欧元为主要交易货币。欧盟是最早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实体之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远远大于其他交易体系。由于先发优势，目前欧元在碳交易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在交易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仍是国际中碳交易的主要货币，其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已成为其他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定价基础，地位不可撼动。

其次，美元是仅次欧元的交易货币。虽然美国在签订《京都议定书》后未通过核准又退出协定，但由于美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既有优势，以及美国政府在能源经济方面的努力，在碳交易市场中，美元是仅次于欧元的第二大结算支付货币。

再次，英镑、日元等多元化发展。英国与日本一直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坚持拥护国。英国于2002年成立碳排放交易系统（UK-ETS）,虽然后并入EU-ETS,但伦敦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仍占据有重要地位，英镑在国际交易中也有较大影响力。日本一直希望借助通过日元与碳货币的捆绑从而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印度、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也相继成立碳交易市场，希望通过低碳经济潮流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我国是碳排放大国，能源利用效率偏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另一方面，我国在减排领域也有卓越的表现。在“十三五”规划中，计划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并且要完成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的国际承诺减碳目标。年碳排放量巨大与对减排工作的重视共同奠定了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

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我国亦十分重视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12月宣布，我国正式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2008年，我国成立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这也是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开端。其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福建碳排放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及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相继成立。截至目前，我国各地区域碳排放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超过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为46亿元人民币。我国正式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希望通过碳交易完成与碳排放权的捆绑，促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过程中的计价及结算货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碳排放交易提供了平台。在国际碳交易中，我国是卖方市场的最大碳卖家之一。尽管在供应量上我国占据优势，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定价权，碳信用定价权被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我国仍处于碳交易产业链的底端。在国际交易当中，往往使用欧元、美元等货币进行结算支付，且我国在碳交易中的出售价格可能会低于正常成交价格。碳交易定价权的缺失不仅使我国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打击了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热情，同时也阻碍了人民币碳货币化的进程。

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我国尚未构建完善的碳交易平台。影响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的最大因素是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规模较小，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尚未构建全面的碳交易平台，虽然我国现已开始构建全国碳交易平台，不过目前我国碳交易仍以区域碳市场为主，且市场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化，在交易功能上与发达国家碳交易市场仍有较大差距。我国需要依托于国际碳交易市场完成交易，因此缺乏话语权。

第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区域化明显。目前我国减排量分布较为不均匀，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减排量来自于我国东北以及东部沿海等一线城市。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一线城市拥有更好的内部条件去实施减排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仍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城市，而偏远及贫穷城市很少参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仍不均衡，亦是我国目前发展的短板所在。

第三，国内相关政策制度仍不完善。碳交易市场的构建不仅需要有外部交易体制，同时还需要有来自内部准确严谨的政策制度规定。我国正处于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初级阶段，正在尝试探索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在此阶段中，相关立法仍有待完善，应结合此前各区域碳交易试点及国际上的大型碳交易市场经验，加快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政策法规建设。

第一，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完善的碳交易平台是人民币碳货币化的基础。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同时结合以往区域碳交易试点经验、紧跟国际碳交易市场行情，确保区域碳交易试点向全国碳交易市场平稳过渡。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将以往区域碳交易试点转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丰富碳交易市场内容，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提升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

第二，丰富碳金融产品，增强碳交易话语权。丰富的碳金融产品是人民币碳货币化的关键。在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同时，还需丰富碳金融产品市场，对投身碳金融市场开发的金融机构予以相应政策支持。碳金融指的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类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目前我国碳交易产品种类单一，主要以碳排放权为主要交易对象。应积极引导我国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全面的碳金融服务，在已有产品上推陈出新，发展碳期货、碳期权、碳保险、碳证券、碳基金等衍生金融产品，将碳交易形式多元化。我国应完善国内的碳金融业务及其衍生品，积极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从而更好地推进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

第三，确立定价机制，监管碳交易过程。碳交易议价权是人民币碳货币化的内在需要。议价权缺失导致我国在碳交易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欧美等国家提出的低于国际成交价的碳价格，降低了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起步阶段，完全依靠市场自主调节交易价格不利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应确立碳交易定价机制，由政府结合国际市场供求状况、技术指标等因素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加以上下限约束，监管碳交易过程，这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中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握议价权的局面。当市场碳交易价格波动过大时，政府可出面予以引导，以便持续推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提高人民币在碳交易过程中的影响力，加快人民币碳货币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