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多数气候科学家似乎一致同意，全球变暖的影响非常深远，而这一现象主要归咎于人类。根据多项科学报告，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物种减少及灭绝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而当科学家（和政府）还在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争论不休时，我们已经有了对策。我们认为应对这一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最重要的手段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投资方式。在解决部分与气候相关、波及面广的问题时，企业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者，企业将气候变化纳入决策考量中，这不仅对环境有益，也会增加企业利润空间。

　　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几家欢喜几家愁。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企业进行透彻分析，以辨良莠。对企业来说，将气候变化纳入考量可能会影响其经营，进而影响其利润。这可能会导致供应链断裂和产品淘汰（例如汽油车），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清洁能源技术将大有可为。我们认为，我们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将助您辨识股票赢面和输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意识到气候变化对投资的长远影响，资金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配方式很有可能会发生转变。因此，我们乐观地认为，人类的生存本能将使我们同舟共济，最终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指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对未来的环境有明显的益处。

　　该报告特别指出，气温升幅越小，则发生一系列毁灭性气候变化事件的可能性也越小。

　　例如，根据该报告，至2100年，如果全球变暖能控制在1.5摄氏度，而非2摄氏度，则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将减少10厘米。在全球变暖1.5摄氏度的情况下，北冰洋夏季无海冰的情况可能每世纪才出现一次，而在全球变暖2摄氏度的情况下，至少每十年将出现一次。在全球变暖1.5摄氏度的情况下，珊瑚礁将减少70%-90%，而在全球变暖2摄氏度的情况下，珊瑚礁则可能消失殆尽。

　　若想控制全球气温升幅，则国家和企业对待环境的态度需要有前所未有的转变，而转变即始于减少碳排放。

　　下表清楚地显示了，若要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21）所提出的目标，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的1.5或2摄氏度以内，需要减少多少碳排放。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需远远低于目前或预期的水平。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减少碳排放，我们认为，这些企业所提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或将推动更多企业向能够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转型。

　　有鉴于此，在无补贴的情况下，选址印度等地建造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将大大降低成本。我们的研究表明，风能与太阳能发电成本已远低于燃煤或天然气发电成本。正是良好的法规框架和财政优惠政策使得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成为可能。在我们看来，明智的政策领导在气候解决方案中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们认为，那些立足于科技以努力实现合理减排目标的企业能够为像我们这样的价值投资者创造潜在投资机会。尤其是那些向更低碳的经济转型的企业。

　　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这意味着我们偏好那些基本面被低估同时又为全球向更低碳的经济转型做好准备的企业。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和其财务健康程度密切相关。

　　我们尤其青睐下列三种企业，它们把握了气候变化与价值机会：

　　• 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提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太阳能面板、风力涡轮机制造商。

　　• 转型中的企业——由非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减少对全球变暖影响的能源企业。

　　• 可适应转型的企业——碳强度低或与碳强度高的行业交集较少的企业，如零售、生物制药及电信通讯企业。

　　我们认为，减少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主力军之一仍是那些在其运营、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中实施变革的传统企业。作为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重点考量气候因素时，我们会纳入附加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分析。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眼前的挑战。

　　根据我们的经验，要在企业ESG公开信息中发现气候解决方案犹如大海捞针，颇具挑战性。部分报告披露的是以往的信息，可能是至少一年前的信息，不能代表企业的现状。因此，投资者对那些向前瞻性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转型的企业毫不知情，而错失良机。

　　我们的研究过程和ESG的附加要求使得我们对于企业的结构和文化格外关注。而且，我们和企业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支持他们披露符合投资者需求的前瞻性ESG信息，同时这也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准备向低碳未来转型的企业及潜在投资机会。

　　面向未来，我们认为可持续投资将鼓励企业逐步减少全球碳排放。正如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所警示的：“采取行动就会有风险和成本。但长远来说要远远低于为了舒适而不行动的风险和成本。”

　　作者为邓普顿环球股票团队执行副总裁、基金经理兼研究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