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一。我国要在2030年左右或尽早实现达峰目标，从现在起就必须有一大批城市、区域率先达到排放拐点。可以说，城市探索碳排放达峰的路径，有力支撑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日前，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碳排放达峰和低碳发展”的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开宗明义，首先指明“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以个体为单位，城市如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全球性工作？在此过程中，大家又遇到了哪些难题与困惑？多个低碳试点省市纷纷建立，有哪些宝贵经验可复制与推广？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与会专家、城市负责人。

      

在解振华看来，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将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化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机遇。“为此，我们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非化石能源等多项措施。截至2018年底，我国GDP相比2015年水平增长了三倍多，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却下降45.8%，已超过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上限目标，并有望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的目标。”

      

达峰情况整体向好的情况下，“个体”越来越受到重视。解振华进一步指出，《巴黎协定》鼓励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气候行动。对此，我国也在积极推进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 

      

“全国已确定87个低碳试点省市，其中有72个提出了自己的达峰目标。很多城市将达峰时间提前到2020年，还有些城市定在2025年。”解振华表示，这些试点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及碳排放达峰路径，尤其是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基本均走在全国前列。“这充分说明，建立一个有力度的达峰目标，非但不会阻碍城市发展，反而将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增强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另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桢介绍，先后展开的3批试点工作，几乎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也涵盖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随着低碳意识普遍提升、行动力度进一步加大，如何保持低碳试点的先进性，并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方向明确，积极探索的经验有之，困惑与难题亦有之。本次会议还吸引了多个城市的相关负责人，目的之一正是前来“解惑”。

      

“作为国家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青岛也签订了《巴黎协定》，提出2020年左右提前达峰的目标。但青岛本身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百分百的煤、油、气，及20%左右的电力依靠外力，能源消费总量近年虽有控制，但目前仍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要想实现目标，能源结构亟待进一步优化，GDP单位能耗也需再有一个大幅度下降，对我们而言任务艰巨。”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副处长刘赞坦言。

      

这不是个例。浙江省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合作中心副总工程师蔡和也称，浙江虽严格约束高耗能产业发展，但能耗整体尚处“不降反升”的趋势。“尤其煤炭消费占比仍达到45%左右，可再生能源整体比重不是很高，能源结构调整依然是一大痛点。”

      

蔡和同时指出，达峰目标虽已确定，但在不少城市，落实机制并未完全形成。小到各项约束、考核指标，大到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均有待进一步确定。“这也是当前乃至‘十四五’期间需要解决的难点之一。”

“以走在‘减碳’前列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为例，至少目前还未拿出一套清晰或成文的达峰路线图。减排工作要有更大作为，很多空间亟待填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指出类似问题。

      

另一共性问题是监督机制的缺失。记者从多地相关负责人处得知，在现有监督体系中，与“碳减排”配套的考核力度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拖了达峰目标的“后腿”。

      

“对天津而言，我们就尝到中央环保督察的‘甜头’，很多过去推不动的工作、部门之间的障碍，在督察推动下实现了落地。协同管理、协同监督有其重要意义，但目前在考核指标、监管方式、标准规范等方面仍有欠缺，甚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康磊感同身受。

 

针对上述困惑，与会专家为城市开具治理“良方”。

      

“想实现达峰，城市首先要算两笔账，即城市范围内化石能源直接消耗和耗能产品使用的间接排放。”国务院参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燕华指出，目前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碳排放仍根据能源生产和交通建设的直接排放来核定，峰值核定也是如此。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耗能产品的消费者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城市基础设施密集，建设需求量非常大，耗能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同样很高。该部分排放虽暂未被纳入核算，但迟早将提上议事日程。对此，还应极早部署和安排，低碳消费可能是达峰城市的下一个目标。”

      

站在消费角度，刘燕华同时表示，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3.3%，而消费增加主要就集中在城市。在此背景下，分布式清洁能源应成为低碳发展的出路所在。

     

 “我国可再生资源丰富、发展积极性高，为何还会大面积出现弃风、弃光等现象？除一部分技术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因素。垄断是发展分布式清洁能源的拦路虎，目前一些曾经的障碍已有所松动。对于城市而言，增加自主可控的能源十分重要。”刘燕华称。

      

对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赞同。“碳排放达标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需求的同时，降低单位能耗的碳强度。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虽下降较快，但目前仍处于高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发达国家的2-3倍。这说明，城市在降低GDP能源强度、大幅度节能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方面，还有较大空间和余地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