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备受瞩目。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相比2005年，2018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约45.8%，提前完成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4.3%。由此，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已有扭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的趋势也初步显现。

一边是成效初显，一边却存在波折。如何保持已有的成效不反弹？下一步又如何继续发力？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邹骥近日在“中国城市碳达峰和低碳发展研讨会”期间给出了回答。

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邹骥

“2017-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出现反弹，二氧化碳排放也有上升。对于碳排放短期出现波折，我认为不必为此大惊失色。”邹骥坦言。

      在邹骥看来，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机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我们不能只看短期现象，至少应以3年平均水平作为判断依据。而从2012-2013年起，我国化石能源、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实际已逐渐走入平台期，由快速增长过渡到增速降低，且近年一直表现平稳。”

      “另一方面，在前进中有升有降。我认为，即便有曲折也是正常的，且这些波动都是在可控幅度内。关键要弄清，波动从何而来？”邹骥指出，伴随产业结构调整，水泥、陶瓷、玻璃等传统能耗“主力军”，实际用能量均已减弱。无论从产品产量，还是需求看，这些高耗能行业都很难再发生大的“飞跃”。这意味着，煤炭消费的驱动因素改变，碳排放的传统“动力”在减少。

      相比之下，一些新兴用能大户崭露头角。“比如，电动汽车、空调等用量逐年提升，成为电力消耗新推手。还有一些过去‘不显山不露水’的行业，也正在带动能耗大大增加。比如，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邹骥举例，“为支撑电力增长，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我们只能依靠煤电。这也是为何煤炭消费重新涨了起来。”

      “不可否认，碳减排压力尚存。但这是前进道路上的正常曲折。”邹骥称。

如何应对波动？邹骥认为，在可再生能源不足以完全支撑电力需求的情况下，煤电当前地位尚存。

      “我从不赞同限制用能。控制温室气体、控制污染排放，也绝不代表要抑制能源消费，而是要有效率、不浪费地使用能源。”邹骥表示，面对巨大的需求空间，既要发挥非化石能源的力量，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当务之急，也要充分挖掘煤电机组的潜力，用好空闲、过剩的发电小时数，而不是依赖新增装机容量。

      同时，治理也要讲究重点，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在邹骥看来，散煤污染强度是电煤的10-15倍，减排成本却远低于电煤，理应继续作为治理重点。“而且，散煤治理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目标高度契合。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邹骥进一步指出，无论从体制、法规、政策等理论，还是技术路线、监督管理等实践层面，“协同治理”都是趋势所在。“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转隶生态环境部后，原本不同的系统、分割的部门实现统一，治理目标也走向协同。”

      以燃煤电厂为例，在一系列先进技术的推动下，其污染物排放明显减少、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甚至接近燃气电厂水平。但同时，已有治理手段却未充分挖掘碳减排的潜力，如何产生“双重效应”值得思考。“包括重化工、柴油车等污染源在内，它们产生PM2.5、氮氧化物、VOCs等局地污染的同时，也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贡献者。站在能源消费角度，温室气体减排与空气质量达标同根同源，需引起足够重视。”邹骥称。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然而，青山绿水不会自然变成金山银山，需要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过程。”

      下一步，具体怎么做？邹骥给出他的看法。 首先，技术是核心要义。“实际上，不止是二氧化碳。未来，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应一并考虑在内。而要实现多因子管理，关键是找到优化的技术。这是难点，也是最终决定能否形成协同效应、走好减排路径的关键所在。”邹骥表示。

      其次在执行层面，要特别重视城市的力量。邹骥指出，2010年，城市碳排放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0%；到2030年，这一比例还将升至80%。“抓住城市这个龙头，也就抓住了控制排放的主体。可以说，城市达峰排放，有力支撑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

      “除了宏观层面，我们也要进一步聚焦，因地制宜进行治理。”邹骥表示，“我国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带，西部地区占比仅有13%左右。而在东部，排放前名60位的城市，其排放量又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左右，这些城市无疑将成为治理的重中之重。”

      结合现状，邹骥建议，城市协同管理既包含规划、战略、愿景等理念协同，也要协调管理体制、政策法规、机构部门等工具协同，涵盖发改、能源、环境、气侯等各方面工作。“尤其作为城市主管部门，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建设，在实践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