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这一观点成为与会委员、专家的共识。国合会副主席索尔海姆表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社会发展中必须牺牲的“代价”，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统一，需要全社会认识到更好的环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教育机会、更优质的健康生活。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目标，绿色转型将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趋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强调，预计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平均每年将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由此带来的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绿色经济产值可达12万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提出，城镇化可以与绿色转型有效结合，科技创新也要与绿色转型紧密结合，而绿色消费也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因素。不少专家指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问题，更是社会消费方式和观念问题，同时也是技术和金融问题，但相对于行政手段而言，技术和市场手段相对滞后。

在研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时，国合会特邀顾问胡保林分析认为，目前环境变革的进程还是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进程，亟待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话语权、主导权和监管权，并使公众在环境事务上有更广泛、深入的参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对此表示认同，他强调，环境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在缩小，但没有完全协同匹配，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明显好于、快于绿色发展和治理体系转型的进程，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环境发展差异不断增大。因此， 编制“十四五”规划应进一步强调任务部署，把“做什么”的规划变成“怎么做”的规划，寻找对应环境质量改善、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三大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政策抓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陆军则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启动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强化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与引领作用。

“‘十四五’可能进入攻坚战与持久战的交汇期，也就是从遏制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的攻坚战进入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持久战，这就要求在治理方式上保持一如既往的政治定力，还要开拓打好持久战的制度创新。在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同时应该着手研究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布局、目的指标和重点任务，突出规划的连贯性、预见性。”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说。

中国已成为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引领者，而经历过或正在面临与中国类似环境问题和挑战的世界各国代表也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建议。国合会委员、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同样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在引导各州级、地市级政府部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承担污染防治和废物管理职责方面也遇到了各种挑战。

而澳大利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手段包括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消费产品以缩小制造业规模，各级各部门共同签订建立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引导社会投资支持产品循环利用等。“当然，贸易环境对实现循环经济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使产品生产周期变短，次级材料得以充分回收利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普拉特说，中澳两国在此方面是互惠互利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全球贸易争端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各国应该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利益共通的问题上入手，加强多边合作。

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举例说，德国目前有70%左右的创业公司集中在环保行业或置身于绿色经济体系，而早在2016年，德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投资约占市场投资总额的15%，绿色经济对GDP的贡献达15%，超过150万人从事绿色产业，这都是可供中国在“十四五”绿色转型时参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