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中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等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期。因此，“十四五”规划应就绿色发展形成以下三点共识。

一是绿色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或污染治理，还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在内的日趋完善的绿色经济体系的发展。

二是绿色发展不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相反绿色发展重新定义了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相互融合促进的关系，以更低成本、更优资源配置提供给人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三是绿色发展是新的消费动力、增长动能和创新动能。不能把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对立，看成是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实际上，绿色发展已成为完整的生产体系，绿色发展不仅是在做减法，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

在达成这三项共识的基础上，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把握绿色消费的历史机遇，推动绿色转型。将绿色消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任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完善创新绿色消费政策体系。一要明确推进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二要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三要加大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力度；四要倡议发起全国性绿色消费新生活运动；五要建立共治共享的绿色消费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六要完善和强化推动绿色消费的市场和经济激励政策；七要加强绿色消费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

二是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探索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新模式。目前发达国家已有的城镇化理念、模式多为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难以持续。而中国强调绿色发展，重点在于城镇区域。当然，还要重新认识城乡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含义，可以利用远程链接提供绿色供给的方式，使乡村成为高质量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新地。

三是制定长江经济带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推动生态补偿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应作为“十四五”规划重点，建成流域绿色发展的样板标杆。一要加快制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二要建立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核算体系；三要加快建立“一纵多横”的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四要以法治强化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硬约束；五要实施“陆海一盘棋”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策略；六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数字长江平台。

四是深化协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一要全面深化经济发展、能源改革、环境质量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管理；二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约束性指标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体系；三要设立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制度，取代现有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四要进一步控制煤炭使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五要加强碳市场的管理制度、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六要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研究和能力建设。

五是积极推广重大环境领域创新技术和制度设计，包括加强重大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推广城镇化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领域的创新技术，设立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和构建美丽中国进程评估体系，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创新。

六是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地位，树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首先要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包括野生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加强制度设计，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定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七是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强化中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从国内来讲，“十四五”规划期间，在所有涉及陆海的发展规划中，要充分认识到近海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对近海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做出强制性规定。同时要更加重视“非市场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意义，把发展重点转向持续、稳定和长期的增长预期，着力增强发展后劲。从全球来看，我们认为在深海大洋开发与保护方面，中国应参与制定和审核国际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保护规范，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通过保护近海环境质量与生态功能，提升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

八是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建立绿色“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机制，构建“一带一路”源头预防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生产和消费，强化人员交流和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