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虽然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碳减排的实现，但是不同的减排目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如表5所示，三种减排目标下，减排初期GDP 相对于基准情景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为0.02%，0.12% 和0.37%。低减排目标下，2020 年碳交易对GDP 的影响转为正向，到2030 年达到0.03%；中等减排目标下，2021 年碳交易对GDP 的影响开始转为正向，到2030 年达到0.05%，并且超过低减排目标带来的正向影响；高减排目标下，2030 年碳交易对GDP 的影响达到0.02%。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10 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坎昆的挑战与中国的行动》中对中国确定的2020 年降低碳排放强度目标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了评估。根据模型测算，不同碳强度政策目标对经济和社会福利有一定影响。40%到45%的这个碳强度指标的预设前提是中国将保持GDP 增长率8%到9%，对2015 年和2020年GDP 的影响均小于1％。本文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对经济增速重新调整，得到的结果也是小于1%，与绿皮书的结论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低减排目标、中等减排目标、高减排目标约束下，研发投入每年分别增加约0.53%，1.74%和3.56%。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实现降低单位GDP 能耗20％的目标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和财政手段。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成效显著但减排量仍然不足。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尤其是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源在节能项目上的投入较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在能够有效地鼓励低碳技术投资。

减排初期GDP 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但后期都将恢复到正向增长的水平，这是因为技术效应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Arthur[48]认为，技术进步路径依赖的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逐渐产量的增加，会带来单位成本下降的收益；二是学习效应，随着该项技术的流行，人们会改进产品或降低成本；三是协调效应，由于其他当事人采取相配合的行为，会产生合作利益；四是适应性预期，该项技术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使用，有利于技术的进一步扩散。减排后期，中等减排目标下GDP 的增长幅度会超越低减排情景下GDP 的增长幅度，高减排目标下GDP 的增长在2030 年以前虽然未超越低减排情景下GDP 的增长幅度，但也有超越的趋势。这是因为低减排目标对于前期技术进步的刺激较小，使得后期对于GDP 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有限。此外，技术进步虽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但是碳市场减排目标设置过高则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技术减排的潜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图2 所示，我国的研发投入增长率已经较高，并且会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高减排情境下，技术投资虽然增加较快，但不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一方面，技术研发和应用需要一定的积累，一项技术从立项到实验，从试行到应用，需要很长的周期。中高减排目标的情境下技术进步的速度很高，但很可能会违背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无论是传统的指令控制型（Command and Control-CAC）还是新兴的市场导向型（Market-Based ncentives-MBI）都面临着成本的约束。碳交易虽然能激励低碳投资，但麦肯锡报告指出技术投资中大约只有1/3 的投资会产生经济回报，其余都成为沉没成本，过快的技术投资会产生大量的资金浪费，而且回报过低也会降低投资者的积极性。此外，投入过多一方面会对其他投资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46]，另一方面使得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过快，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47]。所以从市场化角度来看，碳交易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有效平衡成本与减排之间的关系，必须确保对减排的正向激励才能使得碳市场良性运转，即排放有代价，减排有收益。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碳交易是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减排，并且长期来看能实现经济的正向增长，但是在政策初期，减排目标的设定需要仔细斟酌，既需要考虑对于当下经济的影响，也要考虑未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目前我国碳交易试点基本为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出于碳交易可能会加大市场负担的考虑。当前节能减排市场中，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虽然开展碳减排的潜力较大，但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较大，从市场未来发展的趋势观察，平台将收纳全国范围内的交易，但是能否扩大实现全面覆盖仍取决于试点工作的开展。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碳交易必须要在初始阶段和后期发展中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红利”，这就需要碳市场实施的初期搭配其他的经济策略来缓解这种负面影响，直至碳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