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已经被忽视的太久了。虽然气候峰会上对其有所讨论，但人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减少碳排放上，而适应气候变化仍然被视作各国政府自己决策的事项。我们则必须要提出不同意见。和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一样，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能够带来的影响也不会受到国界的局限，因此这不是各国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集体性方案，让国家间可以相互借鉴、分享经验。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有巨大潜力，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这种合作。

六年前，中国公布了首部目标期至2020年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包括一系列保护水资源、减少土壤侵蚀、强化灾害预防等措施。《战略》还提出了新的农业措施，来应对天气规律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威胁——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占全球19%，但耕地和可再生水资源仅占全球9%和6%的国家来说，粮食安全问题显然是头等大事。

虽然全球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障碍仍然很大。比如，可用于行动的气候风险相关信息并不易获取；应对气候风险的计划通常仅关注短期方案，而忽视长期需求；政府、社区和企业面临资源限制，并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要克服这些障碍，共同行动非常关键，经验共享目前则更是至关重要。

中国不是孤军奋战。放眼世界各地，比如迈阿密、马绍尔群岛、鹿特丹，这三个地区都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且都在推动长期的应对措施。迈阿密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市政债券，来为大规模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提供资金的城市；马绍尔群岛正在种植红树林来减缓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鹿特丹修建了马仕朗大坝，以保护150万居民和海运不受洪水危害。这三个地区与海平面上升的抗争能够为全世界8000万居住于低海拔海滨城市的人民提供宝贵经验。

中国希望分享自己所学所获，并向全世界学习适应气候变化的成功经验。我们已经在中国和荷兰之间看到这样的分享——源于荷兰的技术在中国得到采用和改进，兴起了新一代创新高效的“海绵城市”。 从几百年的经历中，荷兰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适应举措是城市和国家升级基础设施，丰富生物多样性，以及让市民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城市生活中去的大好机会。

气候适应需要规划(planning)，坚持(perseverance)和实践(practise).

长期规划是必要的，因为许多适应和干预措施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成效。中国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虽然已经实行将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却少有人知。通过整合气候因素的考虑，“红线”旨在保护稀有和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红线”面积占中国本土总面积的1/4，约为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德国和意大利之和。相关规划已在15个省份出台，包括北京和长江经济区。加上公共和私营领域的激励措施，此类政策能够让人们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适应问题。

坚持是必要的，因为自然系统非常复杂。黄土高原位于中国黄河流域中上游，这一地区一万年前就开始了耕种。“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型且最成功的水土流失治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行动之一。粮食和水果产量得以大大增长，黄河的泥沙沉积每年减少上千万吨。黄图高原上修建了上千公顷的梯田，还有上千公顷土地种植了多功能树种。

为了开发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很多实践需先经过试点、测量和检测。在测量影响和研究方面都少不了科学家的参与。而实践在此就非常必要。和大多数循证科学一样，适应气候变化也是集体性的。举例来说，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试点项目是上海临港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借鉴荷兰经验，上海现正在开展一系列绿化措施，作为传统洪水防御措施的替代方案，如建设湿地、屋顶花园、公园、林荫路和植被覆盖的公共区域等。城市建设常会阻碍自然水流，项目旨在展示临港的绿化设施能够怎样扭转城市过度建设带来的危害性影响。这一试点现已被广泛应用于30个“示范海绵城市”。全世界都可以从这个合作项目中借鉴和寻找实用措施。

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但也同样深受气候变化的危害。一旦有任何气候紧急灾害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产业，全球供应链都将受到波及。

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地球的自然环境是相连的，并应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看作一个全球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需要资源、合作和可扩展的措施。我们是能够改变气候变化轨迹的最后一代人，却也是不得不面临气候变化造成结果的第一代人。

（Ban Ki-moon(潘基文)是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Patrick Verkooijen(帕特里克·韦尔库伊詹)是气候变化全球适应中心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