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已经提出了40%-45%的减排目标，但至今还没有制定减排的细则。
“减排承诺一定会把指标分解，分解到各个地方，再分解到各个部门，自然就会衍生出完成指标的单位和无法完成指标的单位。这就会产生交易的基础。”郭万达对记者表示。
“这个减排指标要分配到各个省还是各个部门，是当前我们最关注的
问题。到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如果部分省或者部分部门无法完成指标，是否会通过
市场机制来安排。”
他进一步指出：市场机制的一个方法是建立国内
碳交易机制，进行跨区域安排或者单个产业安排。比如，4月份签署的粤港合作协议中提到，粤港之间应该共同应对包括空气污染、汽车尾气标准、新能源使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合作，借此可以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
碳排放机制。这种安排可能会衍生出碳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部门的碳交易安排是否有可能跟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Francisco Ascui则表示，
CDM体制的项目性较强，但是从国家整体出发的话，较为笼统。他建议中国就某个项目或者行业进行运作，设置各个行业的基准，分别赋予信用配额。这样一来可以提高效率，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部门、产品和区域进行分化，进而集中精力关注上游或下游的碳排放，对症下药，提高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