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产能终究会被市场所淘汰，但剩下的产能一定是质量好、环保水平高的吗？清洁产能是否足够，涉及到地方政府公正监管和行业企业自律，更值得关注。

●在推进超低排放过程中，要通过差异化措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全行业的提标改造。

●总结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经验教训，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要分步走，不要齐步走。分时段、分区域、有节奏地开展工作，并根据排放情况及当地空气质量改善的需要分类施策。

“本轮钢铁超低排放改造不要用最低价中标。”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近日在2019（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再次告诫，钢铁企业不要投机取巧，找一些所谓既高效又便宜的“黑箱”技术，而要踏踏实实学习好的企业的经验做法。

“回顾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的历程，最初市场上的环保公司多达500家，但经过一轮‘推倒重来’后，最终能提供超低排放改造的环保公司不超过10家。”刘炳江表示，钢铁企业超低排放的难度比燃煤电厂更大，钢铁企业必须要吸取当年实施烧结烟气脱硫时的教训，坚决摒弃最低价中标。

“希望钢铁行业的环保标杆越来越多，给我们腾出足够的资源整顿环境绩效差的企业，绝不能让劣币驱逐了良币。”他表示。

今年前5个月钢铁增产，不仅要关心产能过剩，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

今年以来，随着需求的增长，钢铁产量也同步以较大幅度增加，成为业内外以至国内外经常讨论的话题。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何文波在会上分享了两个观点。一是钢铁产量的高低本质上不是由钢铁生产方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二是产能利用率高低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排放水平高低才是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5个月钢铁增产了3744万吨，增量的98%都用于满足国内钢铁消费需求，其中2/3是满足建设领域的需求增量。

“当前的现实是，基本建设的持续投入带来了钢铁需求的持续增长，而中国钢铁业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生产建设对钢铁材料的供给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钢铁产量的高增长，目前的基本建设规模是无法实现的，除非大量增加钢材进口。”何文波表示，问题不是没有，但他关注的不是生产总量增加的数量和比例，而是增产的结构。

事实上，今年前5个月钢铁产量的增量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应引起关注：今年前5个月的钢铁生产增速为10.2%，但占全国钢铁生产总量近80%的钢协会员企业的增幅为6.2%，非会员企业的增幅则为23%，这些企业的生产增量占了总增量的54%。

“从长期来看，相信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解决产能与需求的匹配问题，也就是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多余的产能终究会被市场所淘汰。但问题是，剩下的是什么。一定是那些产品质量好、环保水平高的企业吗？”他认为，这涉及到地方政府公正监管和行业企业如何自律的课题。“我们关心的不仅是产能是否过剩，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

激励超低排放企业，但超低排放改造要时间服从质量、少做表面文章

“一些环保投入较大的钢铁企业反映，为了实现超低排放，他们的环保运行成本已经达到了每吨260元-270元的水平。按照这个水平计算，全国1年生产9亿吨-10亿吨钢材所支付的环保成本可能接近中国西部一个省的GDP。”何文波认为，在钢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让实现了超低排放标准的生产企业充分发挥，同时限制排放较高的产能才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正确做法。他建议，监管机制一定要鼓励创新者，保护先进生产力，对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给予更多激励，并实施更加有效的“差别化管控”。

“我们决不允许把环保水平低、投入少的企业和环保水平高、投入大的企业放在一个环境中竞争，如果有那样的现象，那就是监管工作的失职，是要坚决反对的。”刘炳江指出，在推进超低排放过程中，要通过差异化措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全行业的提标改造。同时，充分给予企业预期，让企业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水平，在什么情况下时间内采取什么措施，提前制定工作计划。因此，钢铁企业和技改提升工程技术源单位等都应实事求是，时间服从质量，少做表面文章。

“对于采用没有业绩、没有技术沉淀的环保公司的钢铁企业，今后要重点检查。”他表示。

据了解，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是钢铁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分别占全国总产能的30%、21%、4%，共计55%。钢铁产能前20名的城市（上述重点区域占12个）产能占全国总产能51%，平均PM2.5浓度50微克/立方米，比全国平均浓度高出28%。

刘炳江表示，要总结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经验教训，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要分步走，不要齐步走。分时段、分区域、有节奏地开展工作，并根据排放情况及当地空气质量改善的需要分类施策。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重点地区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共计60家，涉及钢铁总产能2.6亿吨。

既要注重有组织排放改造，更要注重无组织排放治理和运输方式清洁化改造

“‘十二五’以来，钢铁行业大力实施除尘改造和烧结烟气脱硫等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吨钢二氧化硫、吨钢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了50%和32%，但污染控制水平与发达国家钢铁行业相比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区域协调与重污染天气应对处处长张昊龙表示，钢铁行业污染治理取得进展，但仍存在薄弱环节，如产尘点数量多，料场扬尘、运输扬尘、厂房烟尘外逸等无组织排放问题。

据了解，《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不仅对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标提出明确要求，而且加强了全过程、全系统、全产业链的要求。

“不是再针对末端排放口那几个烟囱，而是针对全流程、全过程的环境管理。”张昊龙表示，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既要实施有组织排放改造，更要注重无组织排放治理和运输方式的清洁化改造。

“根据我们对很多钢铁企业的调研，钢铁企业无组织排放在颗粒物排放中至少贡献了40%。”柏美迪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CEO徐潜表示，无组织排放治理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是无组织污染阵发排放，污染易被忽视，缺乏污染点清单台账，同时污染源排放点多线长面广，治理缺乏精准性，而污染点治理管控基本靠人，治理操控随意、问题多。

徐潜介绍，针对钢铁行业大气无组织排放现存治理问题，他们联合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首创了无组织排放智能管控治一体化技术，集合了污染治理管理技术、神经网络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技术。在某大型钢铁企业试点应用中，通过无组织治理智能管控，这一钢厂总体无组织排放得到极大改善，不仅实现达标，企业也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实现大幅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