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Life Cyc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Stakeholders’Attributes and ESG Disclosure

原文作者：Sharifah Buniamin，Nik Nazli Nik Ahmad

文章期刊：Glob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发布时间：2018年

关键词：ESG披露，主要利益相关者，企业生命周期，利益相关者属性

引言

许多企业会发布ESG报告以满足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需求，通过有效地向其利益相关者传达ESG活动和绩效来帮助助企业建立信任和信誉。过往研究表明ESG披露受股东以外的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影响，包括普通大众、游说团体、基金经理和社区。本文包括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是股东，员工和客户。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与ESG披露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各种企业特征中理解，尤其是企业生命周期。研究表明在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公司采用不同的策略来管理其利益相关者。因此，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会影响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属性的看法，并随后影响公司的战略，特别是ESG披露。而这种潜在影响并未受到较多的关注。因此，本文研究试图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在调节主要利益相关者属性与ESG披露关系中的作用。

一、理论框架与假设

（1）利益相关者属性

Mitchell等人（1997）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识别和显著性理论，表明管理者对三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属性即权力，合法性和紧迫性的看法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Mitchell 等人（1997）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会影响公司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具有合法的主张。他们还认为，强调对公司的主张的合法性，例如，基于合同，交换，法律所有权，法律权利等，是为了缩小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权力和合法性被定义为预期会影响利益相关者性的核心属性（Agle等，1999）。紧迫性是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立即引起注意的程度。

（2）企业年龄

年龄和利益相关者导向越大的企业越可能有更大的动机来披露ESG相关问题（Dhaliwal等，2014;和Roberts，1992）。Jawahar和McLaughlin（2001）认为企业在其生命周期或年龄的不同阶段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会不同。

本文加深了对企业年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和ESG披露间关系的理解，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对利益相关者显著性与ESG披露之关系的调节影响，提出假设：

H1：企业生命周期缓和了利益相关者权力与ESG披露之间的关系。

H2：企业生命周期缓和了利益相关者合法性与ESG披露之间的关系。

H3：企业生命周期缓和了利益相关方紧迫性与ESG披露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共发放了559份问卷给位于巴生谷城市中心的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其中回收了68份有用问卷。问卷的第一部分包含E，S和G因子的指标清单。每个指标均根据披露的重要程度进行评级，仅限于公司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议了企业年度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第二部分包含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合法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在第三部分中，受访者被要求选择最密切描述其公司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包括成长期、成熟期和复兴期。

三、研究发现

文章建立了两阶段分层多元回归，模型1中包含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和调节变量（即企业生命周期）。为了避免与交互项有潜在问题的多重共线性，变量以中心为基础，创建利益相关者属性和企业生命周期间的交互条件，然后在模型2中添加。对三个利益相关者：股东（Sh），员工（Em）和客户（Cu）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即权力（P），合法性（L）和紧迫性（U）与ESG披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使用与R平方变化相关的F检验测试相互作用效应。

结果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对员工合法性和紧迫性与ESG披露间的关系存在潜在的显著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ESG披露方面，具有合法性和紧迫性属性的员工在企业复兴阶段比成长或成熟阶段更重要。

四、结论与展望

①利益相关者识别和显著性理论的应用可以为管理者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以更好地识别和理解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对公司活动的影响，特别是ESG披露信息。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利益相关者在不同企业周期阶段的ESG披露关系。

②本研究仅根据在一个时间点收集的数据，检查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的属性对ESG披露的影响。未来可以就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如何在较长时间内发生变化进行研究。

③本研究针对管理者对基于利益相关者属性的ESG披露重要性的看法，这些属性仅包括三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即股东，员工和客户。因此，未来的研究也可通过包括一些其他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如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分析师和未经调查的供应商来进一步推进。

原文摘要：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CLC are foun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legitimacy and employee urgency with ESG disclosure. Companies in growth life cycle reported ESG better than companies in mature and revival life cycle when they highly perceived on employee legitimacy and urgency. The data analysed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one point of time and only include three primary stakeholder groups; shareholders,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作者：

宋琪   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