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筑节能需要中国有更多的创新

建筑领域考虑总量指标非常重要，这方面需要理念和制度创新。如果只关注狭义的节能，比如人均或者单位面积建筑能耗，中国的实际排放低于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均享受程度比发达国家低。即使未来技术进步、标准提升，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好程度也只是控制增长，合理控制建筑面积和用能总量非常重要。另外，正如江忆院士多次提到的中国的建筑节能必须将高效技术与行为转变相结合，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要实现这一模式非常困难，需要中国有更多的创新。

 

第二，交通节能要关注节能汽车

城市交通节能包含很多内容，例如发展公共交通、高速铁路、电动汽车、慢行出行相结合等。但除新能源汽车外，节能汽车也应当予以重视。现在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寄予很高期望，但实际上不管从增量还是从存量的角度看，传统的燃油汽车仍然占很大比重，新能源汽车对于达峰等目标的贡献比较有限。如果传统百公里8升能耗的汽车能够降低到3到4升，将会是很大的进步，传统汽车减排潜力很大。另外，新能源汽车在北上广等城市推行没有问题，但对于大量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减排，节能汽车的应用更重要。

如何把公共交通、绿色建筑发展为城市的一种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目标导向，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三，挖掘城市群工业结构优化潜力

很多城市达到其能耗峰值的手段是产业转移，这一手段是否可行，还应当结合城市的发展情况进行考虑。我们在对城市群工业结构的研究中发现，长三角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均衡，人均GDP也比较接近，但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却有较大差距。发达城市不能单纯依靠转移产能而达峰，欠发达城市因为承接产能转移而产生的能耗增长也应当客观看待。未来，我们需要通过分析生产力布局寻找最优配置，同时也将这些转移的产业与城市融合，实现园区化、集群化、循环化的发展。结构调整以降低工业排放的潜力十分巨大，需要结合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讨论。

第四，整合推进节能与能源结构优化

深度减碳目标很难单纯依靠节能达到，总量控制非常重要。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特点，单纯依靠提高标准很难达成对总量的控制，还要解决活动水平的问题，因此也就有了“减煤”和“控油”的号召。许多地区已经在这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例如，广东的能源结构优化成效非常显著；而山西，虽然大家以为它是以煤炭为主，但实际上它的清洁电力发展也非常迅速。

 

第五，超前考虑城市基础设施升级

虽然能源领域的研究者很少关注基础设施的问题，但如果这一方面没有处理好，深度减碳的愿景就无法实现，甚至可能固化到高碳的发展路径上去。根据国际经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能够带来显著的节能效果。北京与巴黎情况十分相似，人口和经济在城市集聚。上班族们需要到市中心工作，人们住得越远，产生的交通能耗越多；住得越远，房子面积越大，需要更多的采暖能耗等等。

 

第六，挖掘跨行业、跨领域的节能潜力

目前节能低碳技术发展迅速，如何普及应用涉及许多跨行业、跨领域问题，需要在城市层面创新理念，在城市能源和节能管理体制等方面率先变革，克服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掣肘，整合城市资源解决问题。以山西太原为例，在短短五年时间内，通过广泛利用工业和电厂余热用于建筑供暖，通过在出租车中普及电动汽车，城市用能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其他城市都是很好的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