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听取各方关于到2020年如何阻止排放量增加，以及在本世纪中叶如何大幅度减少排放量以实现净零排放的意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18年9月的主题演讲中谈到今年将要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时表示。
本次气候大会关注的核心是于2015年签署、2016年生效的《巴黎协定》。该协定是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以及《京都议定书》（1997）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国际法律文本。在今年12月将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政府也将就该协定的实施准则取得一致意见，确保协定目标的最终实现。
《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显著低于2°C 的水平，并向升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1.5°C 努力。然而目前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还不足以支撑该目标的实现，而这也是本次峰会得以举办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将与新西兰共同牵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Nature-Based Solutions）项目。这一项目旨在加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提高两者间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并有望每年减少12Gt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针对本次峰会的主题，澎湃新闻对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气候与能源和绿色金融项目总监王伟康进行了专访。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英文简称WWF）是成立于1961年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的气候能源团队主要通过推动企业能源转型、加速工业能效提升等方式，协助中国加速低碳转型。今年12月，王伟康将带领该项目团队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届缔约方会议。
澎湃新闻：2019联合国气候行动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想要督促各国快速行动，减少
碳排放，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的零排放。碳的零排放意味着什么？
王伟康：碳的零排放意味着，生产消费等过程中的能源效率和相应的碳排放标准将大幅提高，高比例开发应用低碳甚至零碳的可持续可再生能源，也会极大地要求减少工业生产过程、人居生活及其他排放源产生的碳排放。同时，实现零碳排放还需要增加自然和人为的
碳汇，加大天然林保护和人工造林的力度，甚至还需要审慎开展碳捕集和封存措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金流向也应当在
政策的调节和推动下，流出增碳高碳领域，流向减碳低碳的行业和部门。
事实上，此类产业转型已经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了，而且还刺激了一些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以金融产业为例，我们观察到，金融机构的投资除了在行业选择方面逐步退出高碳行业、转向低碳产业之外，在国家碳
市场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将碳作为一种资产进行开发也成为一种趋势。
澎湃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希望参加峰会的各个国家提出更加切实的计划来确保本国在气候保护方面的参与度，如何评估各国的实施效果并确保这些计划的最终实现？
王伟康：联合国是促进全球各国以多边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渠道，联合国秘书长作为联合国这一多边国际组织的代表，对行动的实施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多次围绕气候变化议题专门召集全球高级别峰会的最重要原因。
通过秘书长召集的气候峰会，有利于充分发挥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历史上，前秘书长潘基文就气候变化议题，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过多次重量级峰会，尤其是2014年的纽约气候峰会，就对于2015年全球达成《巴黎协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召开峰会的这一形式能够动员各方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同时也有可能推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峰会所形成的有关成果及其后续实施应当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一平台来落实和推进。
澎湃新闻：这次峰会，中国与新西兰共同牵头了NBS项目。中国在与NBS项目相关的领域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今年的气候行动峰会，中国作为该项目的牵头国之一有哪些优势？
王伟康：中国和新西兰共同牵头并将会出席NBS有关的配套活动，表明中国对于在该领域所采取的应对气候保护和加强自然保护的行动具有充分的信心，能够积极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中国贡献。
根据中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以及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截止2018年，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已达到175.6亿立方米，已经提前12年完成了中国提出的2030年森林蓄积量新增45亿立方米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可以预期，在本次峰会中，中国将有机会积极宣传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各国提供参考。
具体领域方面，中国有可能会分享在天然林保护恢复和人工造林，保护和利用森林及湿地生态系统，城市绿地和湿地建设，以及沿海红树林、滩涂和珊瑚礁保护修复等领域的经验。
低
碳减排城市做主要贡献 非政府组织在过程中发挥协助作用
澎湃新闻：NBS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自然的系统性作用融入城市化进程。在气候保护方面，全球已经有80多个城市提出了中长期深度减排愿景，城市作为行动主体可以做些什么？
王伟康：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一次能源，碳排放的70%来源于城市，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渐增加。中国承诺2030年或更早实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城市就是实现峰值目标的主要贡献者，目前中国大部分低碳试点城市提出了明确达峰目标。自2010年起，中国在省市级层面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先后共计有79个城市、6个省和2个县成为低碳试点。
城市对碳排放的承诺内容并不仅限于“
碳中和”或者“目标年”。我们认为，不论是深度减排、净零碳或是零碳，对于城市来说都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为所谓的峰值是城市低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状态，而非低碳发展的最终目的。后峰值时代的行动更能突显城市对低碳发展理念的理解，每个城市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实践。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应该尽快开展后峰值阶段的研究和行动，为2050年净零排放而努力。
澎湃新闻：在气候保护和
节能减排行动中，非政府组织能做什么？有什么优势？
王伟康：除持续广泛的呼吁以外，非政府组织还会与科研机构合作，为目标的制定与落实提供依据和帮助。在中国，我们的团队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开展了《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的
方法学研究》，对建立全国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省域开展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理论框架和指导方法提出了相关建议。我们正在以镇江市和张家口市为试点，运用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方法学，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工作方案。
非政府组织常为政策提供新理念和新方向，同时也可以在推动政策的实施与落地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月，我们的团队发布了科学碳目标中文指导手册，内容涵盖了企业设立科学碳目标的全部指导性文件，为企业设立科学的减排目标提供方案。气候与能源企业合作平台（CBH，Climate Business Hub）也是在WWF和多个非政府组织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信息分享平台，企业能够通过CBH了解自身在气候变化以及可再生能源应用领域可以做出的贡献。
每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都能见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在去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我们团队就与相关组织一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组织的系列会议，会议探索了中国与带路沿线国家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各自的国际网络，互相分享各国的优秀经验，为具体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提供技术支持和模式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