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主题为“当代中美气候变化科技交流”的讲座在清华大学举行。讲座上，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探讨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中美气候变化科技交流史，包括2014年中美达成气候变化应对协议及其对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贡献，阐述了科技交流对中美发展及应对全球问题的重要性。

王作跃表示，中美气候变化科技交流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科学家开启合作，推动气候变化的研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国加入了全球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空气污染和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王作跃进一步提出，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关注国际上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即“小冰川即将到来”的变冷说和“全球变暖”的变暖说。那时中国尚未处于国际科学前沿，但十分关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对农业生产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积极考虑应对措施。例如，竺可桢在1962年发表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中提出，过去60年间，北半球气象数据和其他相关事实提供了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呈总体升温，中国也不例外。当时，有一种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讨论的声音认为，气候变化的波动是自然的，并非由人类活动导致。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家，竺可桢后来在1970年代初的研究汇总分析了各种中国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花、鸟的描述，从物候知识角度，绘出了气候变化曲线图，表明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气候变化基本上呈变暖趋势。该图与其他国家科学家采用科学技术绘出的气候变化曲线图十分接近。但鉴于当时中国科研条件有限，竺可桢并未对气候的原因作出确切的解释。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叶笃正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进一步认识到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真实性、现实性和严重性。随后，美国科学家马隆（Thomas Malone）到访中国，成为中美科学家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机。这些科技交流一方面重申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推动了一系列国际项目，包括中、美、苏三方科学家建立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 IGBP）。该计划旨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为国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基础。

近几十年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也存在波折。但中美两国政府都积极采取措施以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这对改善环境、应对能源短缺等问题都十分有益。

就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一事，王作跃认为，虽然特朗普与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并未因此完全中断。民间、地方、高校之间等各种渠道的合作依然存在。例如，9月23日，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California-China Climate Institute）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该研究院将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合作，进行零排放汽车、低碳交通以及长期气候政策执行等问题的研究，共享最佳的创新解决方案，培训研究员和科学家，并与中美企业、政府和气候领导人举办一系列“地方政府气候对话”。

讲座还谈到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重视。这方面，王作跃对中国公众的认知度进行了赞赏。

王作跃认为，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关系是共赢的。两国政府必须携起手来，找到更多合作契机，充分拓展科技合作，继续扩大科学交流，寻求更多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学者也有更大的责任呼吁公众，从自己做起，在全球、全身范围内倡导、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