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价格信号在中国碳
市场的失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对
碳市场流动性的担心，二是一直没有走高的低碳价。
市场流动性集中体现在市场成交量上。在2013年到2014年7月之间的首轮履约期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临近履约结束的时候，成交量、成交金额猛增，而在履约期结束后和临近履约期结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交量异常低迷。
上海市甚至出现了在6月30日履约期结束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成交量为零的情况。重庆在2014年6月19日开市当天，象征性地成交1笔之后，截至8月再无交易出现。
从配额成交量占配额总量的比例来看，
深圳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占2013年度配额总量的比例为5％左右，在7个试点市场中最高。其余6个试点中，
北京约为3％，湖北、重庆和上海各占1％，广东、天津低于1％。也就是说，超过九成的配额都没有参与交易。企业缺乏交易意愿，只是在完成履约任务。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驻北京独立咨询顾问黄杰夫认为，在中国现有的7个交易平台中，没有一个拥有民企或私人投资者的股权，而配额仅由各行政区自行分配，在每个指定的交易平台内交易，没有跨交易所的竞争。这是7个
碳交易所流动性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市场碳价虽有波动，但一直处于低位，基本维持在每吨60元人民币以下，平均价格约为每吨30元人民币。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指出，碳价要到2020年以后才会达到每吨200元~300元人民币，在此之前，企业无法感到真正压力。2018年，中国碳市场试点区域交易均价最高的是北京，碳价约为58元/吨，而重庆仅为4.36元/吨。
据美国环境保护署估算，
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每吨41美元，即272元人民币，目前全球几乎所有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碳价都低于这一价格。碳价过低的主要原因是配额的过剩分配。
以欧盟为例，各成员国为了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在申报碳
减排量时往往有所夸大，造成配额总量上限过高。测算发现，2005年各国核实的排放总量是2亿吨，比分配给各国总排放上限低3％还多，也因此使2007年欧盟的碳价一度下降到0。
因此，从2008年起，欧盟的改革路径一直沿着缩减配额的方向进行。一方面是缩减排放配额总量和免费配额的数量，另一方面，推动碳排放市场建设，加大配额拍卖比重。
在欧盟碳市场改革的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2年），欧盟委员会将各成员国上报的排放总量上限下调了10.4％。在第三阶段（2013年至2020年）开始收权，不允许各成员国自定配额，对配额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分配。同时，用于拍卖的碳
排放权份额，也从第一、二阶段的最多10％，提升到最少30％，计划2020年达到70％。
2018年，欧盟正式通过了第四阶段（2021年至2030年）的改革方案，将配额总量削减比例从1.74％进一步增至2.20％。
中国虽然吸取了欧盟的教训，通过政府出售、回购配额等手段对碳价进行平抑和保护，但总体而言，试点地区仍以免费配额为主，碳交易的非市场化
问题严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表示，只有把
碳减排的价格传递到消费者终端，不同碳排放产品市场销售差价大，才能形成比较好的激励机制。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碳市场管理部主任张昕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市场，需要从制度设计上丰富交易主体，让更多行业、企业来参与。
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张昕认为，按照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三步走”战略，从准备期进入第二阶段后，政府要作为市场的监督者和指导者，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也要把碳排放权作为资产来管理，运用市场化手段建立企业碳资产的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