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气候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气候政治”也成为了国际政治领域的时髦词汇。本文视角独特，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供给和话语权竞争为切入点，揭示了气候领域科学与政治的互动——知识权威塑造、议题设置和管理、多元国际传播平台设置等知识供给途径对于国际气候谈判中规则和规范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同时，结合中国气候研究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共有知识建构的实践，针对中国如何克服在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塑造中的“知识供给”困境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本文选题新颖，大量运用一手材料（如IPCC评估报告），同时由于涉及气候科学的专业知识，文章也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征，对于气候政治研究颇有启发性。故，编辑部特推荐此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李昕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科学共识”其实是一种“非中性”知识框定过程，不同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知识塑造能力决定其能否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目前欧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对气候知识生产和科学评估的结构性主导权，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加剧了“南北分割”下的话语不平等与治理合法性赤字。随着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影响权重和治理诉求的不断提高，中国亟需在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作用，从知识供给角度提升知识权威和话语影响力。从知识供给视角分析气候话语权的塑造，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气候知识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关注相应的影响策略和话语传播能力。通过评估中国气候研究对于IPCC第五份报告的话语塑造，可以看出中国在气候知识供给中的话语合法化、话语公共化和话语有效化均有待提升。鉴于IPCC第六份评估报告的撰写已进入关键性阶段，中国应该把握通过自身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建构的重要机会窗口期，提升话语生产质量，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管理等推进话语的制度化嵌入，优化传播机制、拓展平台，以增强话语的规范扩散和受众接纳度，更有效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共有知识生产，强化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

引言

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权利”，更 是一种“说话”的“权力”，其本质是一个国家通过自身对外话语体系影响其他国家行动或认知的能力，关键在于话语传播过程的有效性以及对他国行为的影响程度。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关于碳减排空间制度、规则和规范的话语权竞争。国际气候话语权可以界定为在国际气候治理领域，以主观认知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对相关标准、规范、机制、程序等国际规制拥有的制定权、主导权、控制权和修改权，也包括对目前全球性和地区性气候政策和气候实践的评判权。具体表现在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围绕整体性气候规则制定（气温警戒线、二氧化碳浓度警戒线等指标）、减排模式（减排基准年、减排承诺方式）、履约监督方式（透明度原则、盘点模式、可比性原则）以及融资模式（碳交易、碳关税）等领域的发言权、辩论权、制定权和解释权。从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 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的“柏林授权书”到1997年COP3的《京都议定书》谈判，从2007年COP13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到2015年COP21达成的《巴黎协定》，再到2018年COP24在卡托维兹展开的协定书细节谈判，历次气候谈判展现的是各国围绕议程制定权与规则设立权角逐话语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谁掌握了国际气候话语权，谁就能使国际气候谈判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困境”日益突显：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快速发展、排放量上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及责任均不断增强，这必然需要发展中国家在塑造气候治理规则和标准规范方面提升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发展清洁能源、强化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提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实现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创新等领域，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国家”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整体性话语权同其结构性实力仍难以匹配。本文认为，这种话语权的“南北分割”困境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知识供给不足，具体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同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科学主导权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南方国家”在科学知识供给方面很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藩篱，无法通过知识与政治的互动来充分反映自身的治理诉求。面对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气候谈判与气候治理进程，这种知识供给的“南北鸿沟”从根本上抑制了“南方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限的政治权力。知识供给不平衡所带来的话语权困境，使“南方国家”很难将代表自身利益的特殊气候议题纳入到国际气候政治议程之中，也难以将体现自身特点的气候治理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反馈到国际层面，导致其在规则制定和话语框定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双过渡”局面对于中国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塑造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是从“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过渡为“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后，《巴黎协定》要求基于“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建立针对国家自主贡献（NDC）机制的透明履约监督体 系，实现“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机制。在建立2023年之后五年盘点机制和后巴黎时代长效减排机制的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气候治理细则、规则和规范的制定，需要新的知识供给并确立基于科学权威的话语权体系。二是中国从全球气候政治体系的旁观者、追随者过渡为气候治理的引领者，不仅需要中国突破中国气候威胁论、气候责任论等负面话语框定，更需要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令人信服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提升在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中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自竞选以来一直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仅阻 碍了全球气候谈判进程，更是挑衅全球气候治理的共有知识和基础价值规范。在这一背景下，基于“自下而上”自主贡献的巴黎模式执行路径以及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后的细则落实问题，都需要一种诉诸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性的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气候治理“双过渡”进程中，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政治博弈背后是更为激烈的气候话语权争夺。

本质上，话语权的提升需要通过科学、完善而又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来阐发国家治理实践中所蕴含的“国家理念”和 “国家智慧”，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家的话语影响力，这一过程也是知识供给的竞争过程。不可否认，气候谈判领域的话语权塑造与竞争往往体现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一方面，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道义性为话语权建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气候科学评估在内部机制及方法论设计、研究报告撰写、国际发表与传播、最后结论确定以及气候谈判过程中的科学证据引用，都存在多种政治利益博弈。不同利益攸关方通过知识权威塑造、议题设置及管理、多元国际传播平台设置等知识供给路径，来影响气候谈判中规则和规范的形成，最终影响气候话语权的塑造，其中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五次评估报告影响气候谈判进程，即为典型的案例。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气候评估结论，往往偏向于自身所倡导的气候治理政治框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气候研究和科学外交能力不足，对气候治理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较弱，一直未能在IPCC共有知识建构中发挥应有影响。

作为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和科学权威塑造的重要一环，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简称AR6）的专家选取、信息采集、报告撰写和国际发布过程，已经成为国际气候知识供给竞争的聚焦点。目前AR6已进入关键性的撰写阶段（2017—2022），这为中国气候研究影响AR6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期。在此期间，中国不仅要发布《国家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2016—2020）（简称NR4 ），更要积极参与AR6的知识供给，这就需要中国自身气候研究的科学性支持，通过提出权威性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强化自身对于气候治理共有知识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为如何克服中国在气候治理话语权塑造中的“知识供给”困境，通过具体分析中国的科学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影响IPCC共有知识建构，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知识体系和国际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和制度性权力。

一、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塑造的既有研究

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塑造虽然有赖于国家结构性实力的支撑，但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硬实力。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间接影响力的“巧权力”，其核心是由具有强大说服力、解释力与感染力的概念、规则、规范与理论共同构建起来的系统性话语体系。迄今学术界主要从权力结构、科学外交和“南北分割”三个层面来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塑造问题。

（一）权力结构与气候领导力建构

冷战后的气候议题成为国际话语权的角斗场，建立于己有利的全球气候话语规则和制度已成为国家领导力的重要来源。西方学界对于气候话语权塑造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有关欧盟气候领导力的研究。米哈乌·克日扎诺夫斯基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分析了欧盟的气候政策话语，一方面欧盟的气候话语旨在通过共同的政策框架来推动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其气候话语的塑造也服务于扩大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基于不同的权力来源，领导权可分为结构型领导力、方向型领导力、工具型领导力和理念型领导力。引领—追随关系的形成是领导权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其中基于话语权威建构的理念型领导力尤为重要。话语领导权本质上就是对于话语主导权的塑造，即一方通过提供特定的规则、规范和理论，界定特定问题的概念和解决方案，通过对新理念和话语的框定，来影响其他 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和决策偏好，并在议程重置和制度创新中彰显领导者的话语权建构，特别是通过知识扩散、学习效法和说服机制等影响他者的信念认知体系，进而影响其利益诉求和行为模式。米歇尔·格布等学者通过对《京都议定书》签署过程中欧美在具体气候话语规则上的争夺来分析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双方话语争夺焦点集中在减排标准和减排基准年设定、碳市场和碳税问题这三个方面，最终欧盟力推的发达国家基于1990年基础的绝对减排模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认同的标准，也成为衡量各国承诺可比性的重要基准。之后，欧盟又出台了多个文件，倡导量化减排、排放权交易、气候条约的法律地位，以巩固其话语主导权并进一步确立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在气候话语塑造过程中，通过文本框定、词汇创新等话语加工策略，欧盟将自身的认知规律和价值取向融入文本结构之中，并通过多元宣传路径传播推广欧盟气候话语文本，强化其气候治理制度性的权威塑造。卡琳·贝克斯特兰德等学者则指出，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的气候领导权有所减弱，但在2011年德班会议之后，欧盟通过务实的谈判策略（模糊化某些规范性话语）和联盟建设（加强同中小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联盟合作），强化了自身的领导协调能力（leadiator）及其联盟网络的话语影响力。

（二）科学外交的主体性争论与气候话语权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科学家团体通过权威性知识的制度化，可以介入和设定议题，帮助决策者界定利益，提升科学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因而，科学外交日益被视为国际话语权塑造的重要路径。卡伦·利特芬发现，国内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一个国家在臭氧层、气候谈判等国际制度建设中的地位。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指出，科学能改变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前景，科学家团体通过界定范围、描述风险及不确定性、警告迟缓行动的危害与传播气候认知四个方面，塑造气候政治话语，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2010年英国皇家协会联合美国科学促进会发布了《 科学外交新前沿》报告，强调科学作为专业知识支持已经成为重塑外交的关键性因素。

科学外交可以理解为国家间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通过合作方式建立国际科学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推动气候科学共识和话语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相关谈判的行为。运转良好的科学—外交互动，对于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气候治理中成功进行外交决策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些谈判代表甚至以科学证据不足或是带有偏见为借口，阻碍相关气候合作，将所谓“科学结论”作为左右谈判的重要外交工具。目前学界对于科学外交的争议集中在外交施动本体上。曼雅娜·米尔科瑞特认为，科学外交的核心主体应为政府外交官员，科学家只是辅助，但在外交谈判中外交官多存在接受和利用科学知识的认知局限性，因此，必须改进科学—外交互动设计以强化外交官的科学认知程度。而克瑞斯·泰勒和玛丽·佩腾格等学者则指出，当科学技术话语转变为技术官僚话语时，科学外交会变得过于强调明智政府和科技精英，导致气候治理结构变得精英化和排他化。因此，科学外交的本体应转为利益攸关方的多元参与，强调开放性知识塑造的公民环境主义更应成为气候治理中的“新的话语共识”。随着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complex regime for climate change）的发展，“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也必然要求科学外交的主体超越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学家群体、智库联盟、跨国倡议网络、企业、城市等也能够通过专业性的知识输入来推进科学话语权威的塑造。

（三）“南北分隔”与发展中大国的话语权困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大国面临的“话语困境”。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发展清洁能源、节能增效、绿色金融等方面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标准和规则制定权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发展中大国难以将真实情况全面有效地传递到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其努力和成就视而不见，仅就其排放总量上升进行批判和施压。这种 “南北分割”的话语权困境同西方的体系性压制和发展中国家有限的气候传播能力均密切相关。首先，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科技、媒体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及话语权优势，根据自身利益、标准及知识制定规则，左右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在谈判中享有优势地位和主动权。如2007年6月荷兰环境评估机构（MNP）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使中国过早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减排压力。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于12月20日在《卫报》发表文章，利用国际媒体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话语危机。与此同时，西方学界普遍质疑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立场演进，认为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利益认知受到国内“经济发展优先/GDP主义”的捆绑，臆断中国的谈判立场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不断框定这种负面认知。其次，就国内层面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谈判权力运用、气候传播和气候科研国际化等方面能力不足而带来自身治理话语的缺失。谢来辉指出，中国在气候谈判的权力运用方面仍缺乏方略，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权力结构中，排放总量其实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而不应仅被视为一种道义上的负担。但是这种排放权力却一直被西方利用于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将矛盾焦点转向新兴排放大国，并淡化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南北冲突的核心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话语困境。郑保卫和王彬彬重点从气候传播的角度分析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三者互动的重要性，指出政府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不能忽视同国际媒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目前在气候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研究中，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南方国家”学者在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不能为谈判代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因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倾向于采取防御性谈判策略。有些学者也开始注意到IPCC评估报告中的引文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在拓展西方科学外交优势的同时，却未能充分考虑和讨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最优实践和特殊难题。

综上所述，首先，既有话语权研究过度拘泥于权力结构关系和利益协调层面，集中探讨西方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力博弈和话语权争夺，多体现在协议文本和战略技巧方面，缺乏对 “ 南方国家”引领气候治理潜力和话语文本贡献的关注。其次，关于科学外交的研究主 要局限于外交主体的争论，强调多元行为体构建的话语空间以及包括科学官僚机构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通过达成气候科学共识进而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却忽视了气候科学评估的内在困境和共有知识建构的非均衡性，未能揭示“南北分割”下国内知识塑造同争夺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最后，即使有研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困境问题，认为在政治互动中多元科学话语的缺失致使所谓“价值中立”的气候治理科学评估可能沦为一种霸权工具，但这类研究未能系统探析“话语困境”的深层原因和应对策略。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超越科学与政策互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藩篱，从知识供给的“过程性”维度超越既有气候话语体系中的“结构性”僵化局面，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威和影响力；二是如何强化中国研究在全球气候科学评估中的知识输入和规范塑造，既能够更为顺利地融入欧美西方学界所主导的科学认知体系，还能够在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为气候科学外交提出务实而科学的对策建议。

二、基于知识供给的气候治理话语权建构

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米歇尔·福柯曾就话语本质问题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辩论。哈贝马斯主要从过程理性主义角度将话语理解为达成共识的媒介和工具，认为需要促成一种“理想交往情境”，从而促进多方社会力量介入其中，通过充分辩驳和论证最终达成话语共识。而福柯则认为，不受任何强制性影响的自由交流和充分沟通纯属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从权力结构的维度关注话语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将人“塑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必然形成一种特有的权力关系。两位学者的争论表明，话语的过程性（共识性）和结构性（权力性）是理解话语权塑造的核心要素，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话语属性充分体现在科学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话语权的塑造是一种依赖于知识输入和多方博弈的争论性过程，话语性权力关系的确立意味着群体共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既有话语体系背后蕴藏的某种权力结构，该结构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原则、规则、规范等价值标准的判断，因此话语权的塑造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既有话语体系结构的超越，也必然是一个知识供给和影响策略博弈的漫长过程。

（一）科学与政治互动中的知识供给格局及其结构性僵化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话语塑造的突出特点是对于输入科学知识和达成政治共识的双重依赖。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科学家群体在推动国际气候规范的形成，得益于科学知识的不断输入，气候议题最终进入政治议程，并在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下进入国际气候谈判阶段。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在许多专业性国际制度决策中，科学家团体通常扮演着权威角色。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拥有决策的权威，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塞尔公约》等制度，就是以多种专业性很强的知识为支撑的。因此，气候政治及其话语权研究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的互动关系。在既有研究中，科学家团体往往被视为兼具专业知识和道德规范的代表，在同政治家的博弈中推动了气候治理话语共识的形成。彼得·哈斯引入了“认知共同体” （epistemic community）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包括科学家、政府和公共部门官员在内的专家网络，这一网络借助其专业知识劝服他者，形成共有因果信念和政策目标。作为认知共同体典型代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汇总科学研究成果，赋予其评估报告以权威性、合法性和规范性，以极强的信息号召力塑造了强大的全球舆论，推动了全球气候变化议程设置和政策协调。与此同时，政治谈判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科学研究，如2018年10月于韩国仁川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就深受《巴黎协定》中提出的1.5度目标的影响，围绕1.5度目标的相关科学研究，也将成为2022年第六次IPCC报告的重要文献来源。

然而，科学与政治的互动过程绝非是科学知识框定政策选择以及政治偏好筛选特定知识的互动，这种博弈早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供给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科学家团体很难保持一种完全的“价值中立”，成为纯粹真理和普遍理性的代表，比如很多参与全球气候问题的科学家具有复杂的背景，他们的身份构成和利益认知并非是单一性质的。随着IPCC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嵌入国际气候谈判之中，这一组织也逐渐政治化、官僚化，其话语倾向也开始固化。米亚那·拉森认为，科学评估已经成为政治谈判的另一种手段，科学家通过创建结构化的共识观念和话语规范，来实现一种“控制性情境知识和潜在性霸权媒介”。在气候治理中，既有的科学认知共同体通过掌控知识体系的塑造，获取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特定话语情景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最终，他们推动了一种囊括科学界、政府和社会的结构性知识权力的生成，具体体现为欧美科学界所主导的科学性权威话语。

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分割”现象日益明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声音和公正性诉求往往被边缘化、被削弱，知识供给过程缺乏有效的互动以及多元话语的争鸣。这种知识供给的弱化导致共有知识塑造受阻。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本身治理能力较弱，科研能力受限制（在资金、技术、方法以及人才方面存在短板），缺乏通过成熟的科学研究话语同外界交流互动的能力，很难将自身独特的治理议题诉求融入政治谈判议程中。另一方面，欧美学界凭借自身在科研能力、成果发布、专家网络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上的优势，在气候知识塑造过程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气候政治很多具体的议题设定、话语框定和治理优先权确立方面，西方研究界的“霸权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既有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成果。因此，如果不能从规范兴起和共识塑造的角度来分析知识的 “ 被制造”过程，以及诸多行为体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和互动，则无法真正理解气候谈判中的话语竞争和权力关系。

（二）气候知识供给的过程性与“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建构

以IPCC所推动的围绕国际气候变化报告的大规模科学评估为基础，目前全球气候政治领域已经形成一个关于气候减排和气候适应的庞大知识体系。总体上，发展中国家貌似并不缺乏知识，但实际上缺乏能够有效解释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现实和特殊问题的知识，因而难以通过专业性知识塑造来影响气候谈判进程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真正能够解释发展中大国现实的知识，应该是在总结和概括其自身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而非完全依赖于欧美气候治理知识体系。随着发展中大国在气候治理中的崛起，既有的知识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了超越既有气候治理知识的结构化藩篱，我们需要从知识供给的角度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这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第一，从严格的科学和专业精神出发，以生产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的知识为宗旨，确保实现有效、权威和道义的知识供给。通过有效的知识供给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打破在西方结构化知识体系面前的被动接受局面，为主动的话语权确立奠定基础。第二，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自主知识供给还应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即以能够有效解释发展中国家现实及其特殊问题的知识，来丰富人类的气候治理知识体系，完善气候治理知识体系的塑造。这意味着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塑造的理解，应触及 “ 国际分享、共有、共建”层面，关注知识供给过程中交往空间和关系性互动所带来的共有知识的累积，特别是要考虑中国如何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践优势在某些领域引领共有知识的塑造。

知识供给的过程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共有知识的塑造不是既定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知识体系，过程在知识的社会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知识供给过程中应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结构，鼓励包容性多元参与，这既包括多元行为体，也包括多元行为体在关系性互动过程中所促成的包容思维。通过创造多元对话空间与交流平台，这种长期互动性实践可以催生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三是全球治理的有效推进有赖于塑造共有知识权威，即从一种人类共有命运的文明观和价值观出发，推进一种超越狭隘利益观的知识价值。因此，科学认知共同体塑造本身不仅要超越利益集团的束缚，同时还要在多元价值互动过程中吸纳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产出能够使全球治理各主体信服的共有知识，并将这种共有知识转化为各国所信守的话语体系。

（三）知识供给视角下国际话语权的塑造机制

作为话语权形成的基础，多元“知识供给”和共有知识的塑造过程，受到的关注度还较为有限，未能超越大国气候利益博弈和“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产出的藩篱。西方建构主义学派强调基于特定知识体系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而东方文明则强调以交流互鉴来疏通文明之间的分歧与误解，推进“知识塑造”和“价值融合”。这种基于包容性价值的人类共有知识供给，对推进全球治理中的长效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对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塑造，还应触及“国际分享、共有、共建”层面，关注知识供给过程中辩论性空间和关系性互动所带来的共有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从关系互动和认知交流的动态维度，强调知识权威的形成过程必须基于包容性对话空间的建构和创新性实践的有效性争论，在一种新的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从知识供给的视角看气候话语权的塑造，并非意味着仅仅关注知识的生产，话语权的生成同样需要相应的影响策略和传播能力的提升。基于知识供给视角的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应注重话语的合法化、公共化和有效化，更好地塑造和引导国际舆论、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见图－2）。

同欧美气候研究相比，中国关于气候研究的知识生产在全球的影响力仍然相对较弱，其中既包括知识生产的科学性短板（气候研究能力及领域选择、研究创新度等），也包括知识生产的开放性软肋（知识生产英文化程度、科学研究同国际标准对接问题等）。基于对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中英文期刊的主题领域和数目统计（图－4），可以看出中国气候知识生产的薄弱表现：一是中国国际论文（主要是SCIE和SSCI）发表量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在大多数领域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说明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较为有限；二是中国在海洋观测等主题有相对数量优势的中文论文，但这些成果却很难提升其在IPCC气候评估报告中的被引用频率，论文发表语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在海平面变化、长期气候变化、渔业或畜牧业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交通与气候变化、建筑与气候变化领域，即使是中文论文量也很有限，说明这些都是中国气候科学研究的薄弱领域。但是上述领域却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能力及其国际话语权紧密相关。

在IPCC第五份报告（AR5）的气候知识生产方面，中国在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领域的研究能力相对较强，而在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等实践领域的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未能充分将中国的低碳创新性实践反映到国际层面的科学研究中。第一工作组（WGI）侧重自然科学基础领域研究，在以中国大陆作者为第一作者的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的引文最多（123篇），其次是高校（76篇）和中国气象局（53篇）。如中国科学院在冰冻圈观测、气候模式、近期气候变化和区域气候领域被引用较多，占该领域中国大陆作者引文比例的六成以上。在第二工作组（WGII）中，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家气候中心、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在亚洲、淡水资源、粮食系统和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和公海等领域的引文量，均达到了相应领域总引文量的4％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研究中相对具有优势的领域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第三工作组（WGIII）中，中国在以建筑、工业、驱动因子和人类居住为代表的减缓气候变化路径研究方面相对具有优势，引文数量占中国该领域引用总数近八成，其中以耿涌和潘家华为代表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得到一定认可，其论点多次被引用。然而，第三工作组报告中前五名的中国高引学者平均被引量为4篇，远远低于欧美高引学者平均25篇的水平（见表－1）。